2月1日起，新疆取消医保定点医院用药品种和数量限制。这将有利于医疗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引进更多药品，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此前，广东、上海、北京、四川、山东等地也发文明确取消该项限制，这一政策有没有可能在全国推广呢？

既往限制医院药品品种和数量的规定，源于2011年原卫生部印发的《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年版）》，明确限制药品品规数，如800床以上的医院西药品规数≤1200个，每年增减调整药品率≤5%。

为进一步解决药品负担的矛盾等，2016年《“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明确提出取消药品加成（不含中药饮片）、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的改革目标。根据国家卫健委2024年8月29日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医院（各级公立医院，不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次均门诊药费（133.5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36.9%，比上年（38.0%）下降1.1个百分点；医院次均住院药费（2358.6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22.9%，比上年（24.3%）下降1.4个百分点。

考虑到控制药占比的成果及临床实际需求等，随着2021年10月9日《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0年版）实施细则》的实施，原2011年发布的实施细则同步废止，医院品规数已不再作为评审指标。

药品“零差率”销售，医院增加药品品规相当于增加经营管理成本，加之药占比限制及医保控费要求，医院没有动力增加药品种类。不仅如此，有的医院甚至明确限制“双通道”品种进院，或将已进院品种调出，给予其他药品进院机会。同时，一些“非必需药品”也被陆续清出医院，如肿瘤患者化疗呕吐的副反应发生率较高，但患者只能在院外购买止吐药。

现实是，有的医院仍然以限制药品品规为由，不召开药事会，也不引进新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影响医保政策效果。尤其是“国谈”创新药，药企愿意降价的前提是以价换量，但只有进院才能产生销量。鉴于此，为了确保新调入医保目录的药物能够更快惠及更多患者，维持并激发新药研发积极性，各地医保局和卫健委纷纷发文，重申取消品种和数量限制，乃至要求医院在规定时间内召开药事会。

目前，医院进药普遍采取提名制，即一个临床科室通常只有1~4个提名机会。这就意味着，药企首先要有提名机会，才可能进入药事会被投票。这就需要，药企对关键人员进行专业信息沟通，说服医生把票投给自己。此外，很多药企还要投入资源，协助患者办理药房购药的医保报销程序，这些准入成本最终会体现在药品价格中。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地方可探索试点创新产品“进医保即进院”。比如在医保局和卫健委层面，以每年国谈和新纳入医保目录药品在医院的报销情况为基础数据，在新版医保目录实施当年药品医保报销率超过90%的医院进行试点；或者折扣价格较高且临床急需的创新药，附加“进医保即进院”的谈判条件，以更大程度地刺激创新药企给出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总体而言，在真实世界的动态博弈中，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面临缩小风险。因此，取消药品品种和数量限制政策落地，还需要关注药价和医保实际支出变化，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差异性需求，持续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能力建设，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力度，才能实现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