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前各类新型抗肿瘤药物和疗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对多数恶性肿瘤而言，化疗仍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到2040年，中国预计每年约420万新发癌症患者符合化疗指征，占全球化疗需求的27.8%。然而，肿瘤化疗相关骨髓抑制（CIM）可能导致化疗药物减量或周期延迟、严重的感染、出血、贫血等，从而降低化疗效果、增加治疗费用。

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到底有多严重，临床干预手段是否有效？迄今为止，国内CIM流行病学数据大多源于国外，而中国作为全球化疗需求最高的国家，尚缺乏反映CIM真实情况和管理现状的大型流行病学数据。

1月20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在深圳举行发布会，公布并解读了我国首个超万人大样本的化疗骨髓抑制流行病学调研报告——《明见|中国肿瘤化疗相关骨髓抑制及临床管理现状调研报告》。

填补流行病学数据空白

据悉，本次调研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委会发起，历时近一年，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超万名化疗患者及305名全国主任级肿瘤科专家。该项目组组长之一，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姜文奇教授介绍：“报告具有中国特色，深入分析了我国CIM临床现状，有助于指导临床规范化治疗，并将为未来肿瘤药物研发、临床治疗策略制定等方面带来更精准的指导。”

报告从患者和医生两个角度开展调研，“大样本数据揭示了几个主要启示：首先，中国CIM发生率较高，临床医生需引起重视。”姜文奇指出，在万余名接受问卷的肿瘤患者中，化疗后发生骨髓抑制的总体比例为44.2%，即肿瘤化疗患者约每两人中，有一人可能发生骨髓抑制；1/3左右的患者会发生多系血细胞指标降低；骨髓抑制，即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均下降的患者占比为11.2%，即超过1/10的患者在化疗后发生了全血细胞的降低。

“其次，在未发生骨髓抑制前进行干预，有较好的未雨绸缪效果。”姜文奇指出，项目统计了临床上对骨髓抑制预防性手段的使用情况，其中最常用的单一预防药物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47.9%），其次是全系骨髓保护药物曲拉西利（19.9%），其他还有促血小板生成素等。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预防用药的化疗患者比一般患者存在更多骨髓抑制高危因素，这部分人群若不进行预防，骨髓抑制发生率较高。调查显示，该部分人群在接受预防性干预后，骨髓抑制发生率为58.3%，高于一般化疗人群。

骨髓抑制的预防手段是否满足了临床实际需求？该项目执行组长、江苏省肿瘤医院沈波教授介绍，调研结果提示，骨髓抑制的临床预防并不充分。此外，患者端实际统计的骨髓抑制发生及接受预防的情况，与医生端对预防性用药的观念存在差异。

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仍存

解决因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是临床面临的长期挑战。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仍然缺乏普适性的骨髓抑制风险评估模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防工作的实施。在预防用药过程中，医生对药物的选择与指南推荐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急需更规范化的诊疗模式，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的整体生存获益和生活质量。

“对科研制药界而言，骨髓抑制依然存在未满足的重大临床需求，这为新药开发指出了方向。”姜文奇表示，药企研发不仅要聚焦抗肿瘤药物，也要关注骨髓保护药物，为患者的化疗保驾护航。

调查显示，在接受预防性干预后的患者群体中，已发生骨髓抑制的患者若在下一治疗周期使用预防性手段，如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曲拉西利、促血小板生成因子等，再发生骨髓抑制的比例将明显下降。如在化疗前使用曲拉西利进行干预，对首次化疗的患者，骨髓抑制发生率为28.6%。曲拉西利的干预也让前一周期曾发生骨髓抑制的患者在下一治疗周期的骨髓抑制风险降低42.5%。

对此，沈波表示：“一些新兴药物的研发和上市为CIM管理带来新思路，特别是某些尚无指南共识推荐的临床问题，如血小板减少的一级预防和肿瘤相关性贫血的预防等。新型CDK4/6抑制剂曲拉西利在化疗前使用，可有效降低CIT和CRA的发生率，显示出传统骨髓抑制防治药物无可比拟的优势。”他指出，解决骨髓抑制的关键，是要从以往的对症治疗，转化为真正的预防。从整体药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预防策略更占优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常建华教授则呼吁：“增加骨髓抑制预防药物的可及性，医保覆盖很重要。化疗开始就进行预防性干预，可大大降低患者化疗不良反应造成的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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