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探讨美国资本市场ARCH和Flagship的风投模式能否在中国走通。回头来看文章提到的2021年这个时间点，彼时出现类似讨论，恰恰是在资本与海归科学家、有跨国药企工作经历的研发人员合力推动与构建第四代中国医药创新投资模式之际，部分BioTech企业的产品研发及商业化进展不及预期、资本市场遇冷，行业都在苦思新突破方向。

那么，中国市场此前经历了哪三代医药创新投资模式？ARCH和Flagship模式能带来哪些启发？

中国前三代创新投资路径

中国生命科学创新投资领域的发展，笔者概括为三代模式。

第一代模式  主要在2008年前，由第一批海归科学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CRO、CDMO等领域创业，代表企业如药明康德、凯莱英，彼时资本相对缺乏。

第二代模式  2008-2015年间，由第二批海归科学家创业，聚焦创新药、生物类似药的开发，代表企业如百济神州、复宏汉霖、君实生物，他们在成立之初即有资本加持。

第三代模式  主要受新一轮药审改革推动，之后BioTech井喷式发展，创业群体中既有海归科学家，也有药企研发高管、投资人，创始人画像更为多元化，此时资本的参与度更为成熟，包括天使基金、VC、PE、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基金等在内的诸多类型资本，可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

总的来看，前三代模式培育的多是“低垂的果实”，成功有共通经验：一是利用国内劳动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空间复制成熟市场的既有模式。二是海归科学家、跨国药企高管背景等人才为BioTech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三是日渐成熟的资本市场为BioTech企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近三年来，受全球经济整体走势影响，包括医药资本市场在内遭遇寒冬，一些BioTech企业的研发和商业化进展不及预期，低垂好摘的果实变少了。

第四代搭高校科研专列

如今的医药创新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几年前开始出圈的PD-1/PD-L1领域如今已有近百家本土BioTech企业及背后资本入局，最后能“剩”者为王的企业数量很可能是个位数。业界开始思考产业创新模式需要新的突破方向，资本也急需突破“找人撒钱”的粗暴模式，产业的关注点则移到了高校科研机构。

象牙塔里出创智  一方面，经过20多年培育与发展，不少高校的科研机构逐渐走向成熟：这里没有商业化压力下对“短平快”追求而引发的创新乏力，这里有最接近基础理论的原生创新，这里有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智慧种子萌发，这里的起始运作成本极低，这里有大国创新驱动下越来越多政府资金的支持……

政策释放活力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重磅法律法规的发布与实施，使得在政府资金帮助下的高校研发成果能够逐渐相对自由地进行商业转化，并享有转化带来的相应利益，极大释放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政策层面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也为原始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代表性公司已现  比如济景医药、苏州慧疗的创始人有国内高校科研人员的背景。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聚焦生物、基础医学等领域的思源研究院则释放了另一种信号——未来越来越多的顶级大学都会将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向基础研究，这为第四代创新泵入原创的清流和新型创业人才，并将第四代医药创新推向万马奔腾、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小结】

如果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回望中国医药创新史，大概率会感叹国内创新速度之迅猛。从2000年前后药明康德们成立开启的创新迭代至今，中国式医药创新处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却走过了国外成熟市场近百年才走过的历程。今天，中国医药创新投资已经走到了第四代，正值最具挑战、最具创新突破的一步——如何将高校科研成果和人才进行商业化转化。新的迭代尚未成功，创新产业人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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