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的发病原因众多，包括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其他慢性病，也具有较强的遗传属性以及与生活、饮食习惯之间的正相关性，因此我国CKD的潜在患者人群体量并非少数。据GBD数据库统计，我国CKD的疾病负担高达410DALYs/10万人，其负担之重不容忽视。

早期发现是关键
CKD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早期几乎不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不适，也因此鲜有患者在早期确诊。IQVIA数据显示，我国CKD患者中，73%处于Ⅰ～Ⅱ期，但在Ⅰ～Ⅱ期确诊的患者仅有45%；2%处于Ⅳ～Ⅴ期，也即终末期，但该时期确诊的患者却高达15%。这说明我国对于CKD患者的及时诊断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同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方面，不同时期的CKD患者差异明显。一项基于EQ-5D-3L的日本CKD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结果显示，全CKD患者的健康效用值由1至5期（终末期）呈逐年下降趋势，且4～5期与早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显著；而同时罹患其他慢性疾病的CKD患者，其生活质量均低于只患有CKD的患者。由此可知，如果能让尽可能多的CKD患者及时确诊，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与“健康中国”的理念相契合。
对于高隐匿性疾病，提高确诊率的最理想方法是开展高风险人群筛查。我国在肿瘤疾病筛查领域不乏探索经验。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全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作为“健康中国”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实施，并得到各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同时，各省市以及医疗机构也会发起一些慢性疾病和老年人常见病的免费筛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隐匿性疾病患者的及时诊断，避免这些患者演进到严重阶段，也将节省公共卫生部门对于该部分患者后续治疗的费用负担。

建议进行筛查试点
从卫生经济学视角，判断CKD高风险人群筛查的应用价值需要基于成本、健康获益、福利公平、社会伦理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其价值体量根据我国CKD患者流行病学趋势、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把控、高风险人群的界定、筛查项目遴选、筛查周期以及公共卫生资金可负担性等而有所不同。
近年的“两会”上，慢病和肿瘤疾病筛查纳入医保的提案备受关注，但从可行性来看，医疗保障基金在保持“保基本”初心不变的基础上，对于筛查项目这种涉及人群基数大、运行成本高的医疗保健项目，国家医保基金买单的可能性不大。各省市级医保部门可以根据自身可负担性进行试点，并尝试通过打包付费、风险共担等创新支付方式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筛查项目购买方案。
笔者建议卫健部门通过先进行“点”和“线”的试点，对CKD高风险人群筛查的成本和社会效益有初步研判后，再考虑全国推进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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