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创新药物的可及性，需要与医疗保险财务可承受性之间找到平衡，并运用创新的支付方式解决个人所承担的高额费用。
目前，创新药物主要有四种定价方法。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自由定价、市场定价或是政府定价，开展药品价格谈判是未来控制药品价格的主要手段之一。

自由定价 谈判控价但遭质疑

这种方法在美国等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比较多见。产品上市时，药企可以自由定价。近年来，这种自由定价的方式面临挑战，不少国家开始运用谈判的方式，对企业的自由定价实行控制。如美国的贫困人口医疗保险（Medcaid）和退伍军人保险（VA）早有谈判的先例，确定封顶价格及返利的计算方法，如原研药返利平均为23.1%、儿童药为17.1%，仿制药和OTC药为13%。
2022年，美国通过通胀缩减法案，责成卫生部对Medicare有限的处方药进行谈判，减少患者的支出。如设定患者自付封顶线，控制胰岛素的月治疗费用，提高疫苗接种率，鼓励生物类似药应用，豁免血制品和唯一治疗的孤儿药谈判。凡药价增长率超过通胀率排名前50销售量的药物，药企要向政府缴纳超过通胀率的收益部分销售量的回扣。
同时，选择销售额排名前50的药物分批分期开展价格谈判。2026年 Medicare Part D 10个，2027年Medicare Part D 增加到15个，2028年Medicare Part D及Part B共计15个，2029 Medicare Part D及Part B再增加到20个，共计60个未来需要谈判的药物。
不过，药品生产企业对此持较多反对意见，认为药价控制会放慢创新药品的研发和投入，对美国及全球药品市场价格带来溢出效应，对患者也会造成损失。

成本加成 患者获益必须兼顾

创新药物的定价取决于生产成本和外加成本，包括利润、研发费用、营销费用等。由于创新药物需要更多的研发费用投入，因此需要给予更高的定价以利于进一步研发新药。
但成本加成定价的方法也有不少缺点，可能导致一种错误的激励理论。如果不讲究研发的效率和“真正创新”的意义，无效的研发就不应该给予高价。只谈投入的成本多少，而没有考虑到患者是否获益和可及，没有真正体现新药的价值及其附加价值，片面强调成本加成定价也是一种悖论。
日本是以成本加成定价为主的国家，但对创新药成本加成定价采用激励的机制。创新药物如果比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更有效，可采用附加溢价的方法。如：评价创新药物的创新性和有效性方面，给予价值溢价；激励孤儿药的发展，可采用市场营销溢价；儿童药溢价激励儿童适应症的开发；先驱溢价重在激励创新药物在日本本土的研究和发展。根据溢价的4个条件，创新溢价可将创新药价格提高至70%～120%，而价值溢价增长的比例也可根据满足条件的不同在5%～60%的区间范围内。

价值定价 评估社会支付意愿

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创新药物与标准药物的区别在于，前者提供附加的价值，所以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价值的核心是用ICER值表示（用于评估药物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益）。药企在定价时，仅仅调查患者的意愿支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医疗保险支付方关心的社会意愿支付，也就是关于疾病治疗的严重程度、疾病的负担、公平的可及性以及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对医保基金的预算影响。
当前，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已经发展到“价值知情的可负担的定价(value-informed affordable pricing)”。也就是说，药企在创新药物的定价中已经趋向于药企应该实行“以价值知情的可负担定价”。企业需要了解医保部门的社会意愿支付阈值，药企对创新药物的定价和报销水平要符合社会价值观和偏好，探索阈值的边界并寻求最高的合理价格，在新药量化的成本效果和预算影响分析之间取得权衡。
预算影响取决于患者的接受程度和全国的价格水平。预算影响分析影响越高，QALY（质量调整生命年）阈值要求越低；反之，如果新药的预算影响分析影响不大，则可适当提高QALY的阈值水平。总之，创新药物的定价要考虑各国的支付能力、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文化和社会价值来决定药品的价值定价。

梯度定价 上线封顶成交保密

梯度定价也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式。根据不同国家的支付能力而存在的差别定价，是一种以公平为基础的梯度定价（equity-based tiered pricing, 简称 EBTP）。
梯度定价的简单形式是根据不同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按购买力进行校正。欧洲国家曾以人均国民收入36000欧元为标准，分成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国家的药品价格必须低于高层次国家的最低价。
可以看出，梯度定价是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来调节药物的封顶价格，或对不同支付者制定不同的价格。最后成交的价格还是需要与所在国家进行谈判，以及由药企的策略而定，但最后的成交价格是商业保密的。
事实上，梯度定价早已在航空、影院、参考书、大学学费、电力等费用上应用过。医疗卫生领域中，也在疫苗及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疟疾、结核、新冠的治疗药物定价中应用过。在新兴市场中国、巴西、泰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奇、印尼等国应用比较普遍。

结论

国际经验证明，创新药物的价格制定应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式为主，并根据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辅以差别的梯度定价。通过谈判决定创新药品的最终价格，而商业保密协议是常用的一种方式。对仿制药或涉足多家企业生产的药品，应实行有差别的梯度定价，也是很好的控制药价的方法。可以保护首发药企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减少“内卷”现象的发生。如韩国对首仿的药物曾实行80%原研药的定价，随着仿制药生产企业数量的增加，从80%的定价进一步降低到50%～30%。
任何创新药物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创新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药物作用机制的创新、临床未满足的需求，以及附加效益等方面。德国对创新药物的附加效益分成6类：1.主要的。指与适当的参照治疗相比，治疗相关效益的持续改善是前所未有的。2.很重要。指与适当的参照治疗相比，治疗相关效益的显著改善是前所未有的。3.中度的。指与适当的参照治疗相比，治疗相关的效益有中度的改善。4.无法量化的。因为科学数据基础不允许。5.没有附加效益。因为没有科学数据的依据。6.更少的效益。指待评价药物的效益小于适当参照治疗的效益。
期待未来能够涌现更多更加科学的创新药物的定价方法和标准，更好地规范药品生产企业的行为，促进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患者用药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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