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远程医疗的蓬勃发展让很多患者受益。比如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活动家阿拉娜·萨尔茨（Alana Saltz）表示，“作为同时患有慢性病、残疾的神经多样性人士，面对面会诊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她又补充道，“远程医疗可减少患者在人群中的暴露次数，降低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的传播风险。”

但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减弱，那些在疫情期间受数百万人依赖的远程医疗服务正在被人抛诸脑后。另外，联邦法规的更改很快就会影响虚拟护理领域。

如何弥合想为患者提供高质量、面对面护理的医生和像萨尔茨这样更适合选择远程医疗的病人之间的鸿沟？

远程医疗局限

尽管一些远程医疗初创企业小有成就，但其也面临一些问题。

哈佛大学医学院医疗卫生政策系教授阿特耶夫·梅罗特拉（Ateev Mehrotra）指出，远程医疗方便且价格低廉，但也颠覆了临床模式：医生以往的模式是“了解病人需求-诊断-开药”，而目前的模式是“了解病人需求-查看禁忌症-开药”。

在他看来，这种模式有利有弊。例如，如果一位女性想要避孕处方，远程医疗可为其提供方便快捷服务满足需求。但当涉及抗焦虑症药物如普萘洛尔或其他抗生素等，往往需要医生对患者进行密切观察或进行相关测试才能开具相应处方。目前远程医疗无法提供有效诊断，且存在过度使用的倾向。

梅罗特拉指出，远程监测技术可能改善这种模式，当务之急是提升远程医疗可及性，善用监测技术。

监测技术铺路

随着技术发展，公众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程度大幅提升。以往需要面对面会诊才能获取的服务，如今可被远程医疗替代。例如，有设备可以让父母在家就能检查孩子的耳朵，然后把视频发送给儿科医生；CVS健康的分钟诊所（MinuteClinic）称其可提供快速方便的方法，使人们无需会诊即可测量血压等重要数据。

采取远程医疗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虚拟服务提供商Bicycle Health，该初创企业通过家庭监测帮助人们获得更多护理机会。它制定了一项方案，允许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患者自行进行药物筛查，患者在网上进行登记，当天即可拿到纳洛酮（suboxone）或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处方药。该公司表示，远程医疗的监测技术可以帮助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患者预约和维持治疗，并帮助他们从合规途径获取药物。

前路道阻且长

梅罗特拉博士称，“一些虚拟的初级护理比传统初级护理更容易获得。”但是，患者获得虚拟初级护理还面临一些阻碍，包括医生对远程医疗的不够理解以及来自联邦和州政府的监管。

新冠疫情时期，联邦政府允许跨州开展远程医疗服务，但这一举措仅截至2024年。各州政府和供应商可自行决定之后是否放弃患者必须在本州有执照的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处就诊的要求。尽管两党都支持更大力推广远程医疗，联邦政府也在今年6月第五次提出相关立法，这一举措仍遇到重重阻碍。

美国远程医疗协会（American Telemedicine Association）公共政府高级副总裁凯尔·泽布利（Kyle Zebley）告诉Insider杂志，“25年来，远程医疗一直是各州分内的事情。各州可自行决定其境内医疗标准，此外还可以获得许可费。” 

与此同时，麦肯锡关于消费者健康洞察的报告显示，医生对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兴趣渐失，他们认为最好的护理还应由医务人员亲自提供。需要注意的是，医生群体的这一观点不仅因为当面会诊准确性更高，还与远程医疗报销相关。在接受麦肯锡调查的受访医生中，超过一半的医生表示，如果虚拟费率比面对面费率低15%，就不太可能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医疗需要投资：传统提供商可能需要时间来转变其资本和运营支出，以便以低于现实生活的成本提供虚拟护理。

远程医疗可持续发展，需建立在高可及性、高便利度、高质量服务基础上。否则，光靠“便利性”，无法使其存续。但目前，一切都悬而未决。

（原文标题：The telehealth services we all relied on during COVID are fading away — but telemedicine may be entering a new era as providers look to bring the clinic home，来源：I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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