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伦药业发布2021年财报显示，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72.77亿元，同比增长4.94%；净利润11.03亿元，同比增长32.94%；研发投入约18亿元，同比增长18.7%，占营业收入的10.4%。

同时，研发人员2588人，相较2020年的3215人减少627人，减幅近20%。这与大幅增长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尤其与近20%研发费用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一正一负差了近40%。

科研需求转变

其实，研发费用增加、研发人员数量不增反降的现象早有端倪。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把这一事件放到医药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上考量，就不显得突兀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医药企业的研发人员主要是从制药技术、合成路径方面模仿原研药。

而今药品研发逐渐集中在创新领域。与仿制药研发采用“人海”战术、多点开花的方式不同，创新药研发具有高难度、高风险、长时间、高投入的特点，甚至可能血本无归，这就决定了企业选择的领域必须集中，研发人员必须高水平、少而精，需要在发现和选择新化合物或生物体方面有能力的高端研发人员。科研人员的需求已经由模仿制造型向探索发现型转变。

过去国家为鼓励企业仿制药品出台了不少政策，在专利到期或行政保护到期前，许多企业纷纷强仿，大有万马奔腾之势。随着能够被仿的产品越来越少，大批研发团队失去用武之地。

另外，国家集采等政策让仿制药利润大幅下降，依靠仿制药在短时间内赚取高利润再投入资金仿制的运转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企业研发的意愿和热情骤减，有实力的企业转向创新药研发，纷纷裁减承担仿制药研发的相关人员。

科伦不是个案

科伦并不是第一家减少仿制药研发的企业。早在三年前，恒瑞就果断停掉了一些仿制药的研发项目，把重心转向创新药和有核心价值的高端仿制药。两年前正大天晴等药企开始停止低壁垒、低商业价值的仿制药开发，转向高端仿制药和创新药。

企业研发人员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国采等政策作用下，自行研发无法满足企业快速扩张的需要，转为购买现成的研发成果或产品文号。有的企业以推出新品多而闻名，一半以上的产品都是花钱买来的。更有甚者，为了争夺或保持企业在某一领域的优势，围绕产品不惜收购企业。再者，CDMO等外包研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让生产企业减少了自研投入。

如果视野再扩大，医药行业仿制药生产集中度提升，向大企业转移。而创新药却有分散的迹象，尤其是近几年大火的生物药，受资本青睐，携资金优势的新型企业遍地开花，其中不乏海外和海归背景的身影。与之相反，国内有实力的企业也纷纷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公司联合，甚至干脆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企业快速与国际水平接轨，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则是研发人员数量减少。

药物发现型人才紧缺

药企研发人员可以细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参与药品发现、研究和制造，二是负责药品临床、申报等后续和外围工作。严格来说，前者才是真正的研发人员，后者只是辅助，但在国内企业，这些人员一般都划在一个部门里。

过去做仿制药开发，后者更受重视。因为仿制药工艺开发的速度和水平，企业差别不大，拿到文号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的能力。而创新药研发，前者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寻找靶点、发现生物活性成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发水平高低表现在速度上判若云泥。目前，企业急需这种高端人才，这也是制约我国发展创新药的关键因素。

集采常态化、制度化成为企业选择仿制药、创新药的分水岭，将重塑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仿制药已经不是医药市场的“蓝海”，份额会逐渐降低，创新药将取而代之成为潮流。仿制药见长的企业必须正视现实，调整结构，从根本上提高研发能力，在发展高端仿制药难得的窗口期加快向创新转型。除了化学合成药，还要将重点放在PD-L1、ADC、单抗、双抗等国际前沿创新药领域。

当然，仿制药企业转型充满风险和挑战，不会一蹴而就，还可能出现资金和市场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人才问题，创新型人才贵精不贵多。看上去企业的研发人员少了，但研发能力未必减弱，反而可能加强了。

此内容为《医药经济报》融媒体平台原创。未经《医药经济报》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 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获得授权请事前主动联系：020-37886610或020-37886753；yyjjb@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