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国市场有数个肿瘤免疫药物的有条件获批适应症被撤回。这让卫生政策和经济研究人员看到了推动改革FDA加速审批相关规定的一个机会。

疗效未证实或浪费医疗支出

　　

发表在JAMA国际医药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FDA加速审批项目的4种药物的6个癌症适应症已被撤回，而在2017-2019年间，美国Medicare（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在这些适应症上支出了2.24亿美元。

该研究用“浪费”来描述这笔花费，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团队建议，如果药物无法证实其效益，FDA应该加强及时完成验证性试验并且加快撤回相关批准。

上述4种药物分别是默沙东的Keytruda、BMS的Opdivo、罗氏的Tecentriq与阿斯利康的Imfinzi，6种适应症涉及小细胞肺癌、膀胱癌、胃癌和肝癌。这些药物都是在验证性试验失败后引发了新一轮审查。

FDA的加速审批路径始于1992年，主要基于生物标志物指标审批抗癌药。例如，肿瘤反应率被认为可能能够合理估计临床效益，也就是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而作为获批的条件之一，制药公司也被要求通过验证性试验进一步证实药物的疗效。

不过，由于缺乏准确性和后续监督，美国业内一直以来都有改革加速审批路径的呼声。哈佛大学研究员Aaron Kesselheim领导的一项发表在《JAMA内科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从1992年年底到2017年年中，FDA通过这一路径批准的93个抗癌药适应症，只有19个在验证试验中证明了患者的总生存期得到提高。

2021年初，渤健的抗AD新药Aduhelm也通过加速审批获批。研究是基于该药能够减少大脑中淀粉样蛋白斑块的能力来作为疗效指标，对于FDA使用的这一替代标志物，业内也引发了广泛争论。

还有评论指出，FDA的行动过于迟缓，在没有明确疗效数据甚至验证性试验失败的情况下还允许加速审批的适应症继续保留。例如，Keytruda撤回的三线胃癌适应症，2017年年底其二线治疗的验证性试验失败，2019年4月作为一线治疗的另一个试验也失败，但FDA直到2021年4月咨询委员会开会才采取行动，默沙东在7月份才自愿撤回相关适应症的批准。

获批与报销条件待完善

　　

事实上，美国业界对加速审批的批评并非新鲜事，但在2021年这个问题似乎愈发受到关注。在Aduhelm事件的影响下，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监察长办公室于8月启动了对FDA加速审批途径的审查，预计2023年将发布一份报告。

《JAMA内科学》杂志发表的另一个研究中，Kesselheim及其合作者建议FDA应该在加速审批中采用业内有更好共识的生物标记物。一个获得普遍支持的观点是，FDA应该将验证性试验的方案作为加速审批的条件之一，而且一旦验证性试验失败，获批的适应症就将自动撤回。

研究人员也建议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和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逐步对没有明确证据的药物控制使用，减少支出。限制药物的报销金额是一种策略，美国临床和经济评论研究所（ICER）发布了一份推荐名单。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个研究人员也为Medicare提出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为有效药物付费”项目。这个计划包括制药商必须在4年内提供验证性试验结果，否则将停止通过加速审批上市的相关药物获得Medicare B计划的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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