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支付改革在药品、耗材等定价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在医疗服务定价方面，似乎困难不小。    客观地说，医疗服务相较药品、耗材更加不易标准化，且因个体差异更偏向于定制式，也存在自身行政化管理偏重的原因。而药品、耗材的利益主体基本是市场化主体，因此，基于市场规律的“带量集中采购”就可以发挥作用。

那么，医疗服务能否“带量采购”呢？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医疗服务“带量采购”将考验医疗机构（尤其是高等级医疗机构）的成本管控能力。而这项能力，经过这么些年的观察，实在是堪虞。从2009年公益性医改开始，发现医疗机构真实成本的工作一直在进行，2017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三级公立医院建立总会计师制度的意见》，在高等级医院内部设立总会计师，就是以规范化成本核算、标准化成本归集、发现医院真实成本为目的。但施行几年下来，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这从DIP、DRG以费用作为核算基础就可以看出。若是医保采用与药品、耗材类似的“带量集中采购”方式，恐怕高等级医院参与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市场化的手段对非市场主体作用有限。
但是，若不能量力而为，即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区域内实际筹集的医保基金为总额进行医疗服务的采购，那么降低个人支出负担、提高一线医务人员收入的目的，也将因成本管控不力而无法有效或尽快达成。目前已经开始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通过压缩药品、耗材形成的费用空间，很难转向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毕竟前几年规模快速扩张形成的资产包袱需要消化。高等级医院资产轻量化，严控资产投资，的确在考验高等级医疗机构的成本管控能力。否则，因药品、耗材带量集中采购形成的费用空间，恐怕又要转为资产投资、规模扩张的资金源了。
医保针对医疗服务支付量力而为，短期看难度还是比较大。可行的解决之道，一是加快医疗服务的分类及技术门槛设定，从医疗服务的技术角度强化分级医疗；二是必须给商业保险或高端医疗服务以真实的空间。原来按10%核定特需服务，并没有真正重视高收入高净值人士的医疗服务需求，每年大量的境外就医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10%的额度几乎无差异地分摊给了每一位就医患者，又增加了低收入患者的负担。
如何重视高端医疗服务需求，是高等级医疗机构必须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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