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如火如荼之际，另一项医保收付费制度改革——DRG则在医院端快马加鞭地推进中。10月开始，武汉市77家DRG付费试点医疗机构将按病组“打包”支付进行清算，目前已确定651个DRG组。按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去年6月印发的《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上海、佛山、昆明等30个城市作为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开始陆续进入模拟运行阶段，实际付费即将登台。

前几日，国家卫健委体改司主办的中国DRG收付费大会引起广泛关注。随着DRG改革逐步发展到实操层面，医保支付改革正在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未来疾病治疗更垂直，很多药企人士告诉记者：“转型价值驱动的医学营销已势不可挡。”

科室成本与医保成效融合

作为全国首批应用DRG开展收付费改革的试点医院，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郭梅梅日前表示:“六院基于资源消耗优化了临床管理，建立面向DRG的绩效管理体系，并与科室医疗成本管理和医保费用管理成效相结合。”她说，深圳六院已引入面向DRG的预算管理体系，住院科室业务预算编制逐步引入DRG，医师考核纳入DRG指标，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变化就是用药体系越来越垂直。

据悉，深圳已实现医联体内，如南山区医疗集团总部及集团成员单位，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等打破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瓶颈，收录集团所有成员单位药品目录，扩充各社康中心药品目录，将社康中心药品由原来的460种增至2000余种，这种区域微循环用药结构慢慢融合。“院方在加大医师培训，规范病案质控的审核流程，制定临床路径，规范诊疗流程，制定严格的药品耗材采购制度及监督考核指标体系。”她表示。

医院端的变化远不止如此，福建省以医保总额付费为纽带，在全省半数以上县（市）组建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实行“总院制”管理，以三明市尤溪县为例，以县级综合医院为龙头，联合15个乡镇卫生院、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12个村卫生所，组成总医院紧密型医共体，由县总医院直管分院人、财、物，托管基层办医职责、管理职能、公共卫生服务等形成统一规范的大卫生服务体系。“三明市采取的是医保基金打包支付，‘总额包干、结余留用、超支合理分担’，2019年包干总额25.68亿元，包干结余2.81亿元，结余占比10.98%。这种总医院总额包干模式相当于总医院和医保部门共同承担医保监督责任，这带来的新面貌就是医院的收入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按C-DRG结算的占74.77%。”福建省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副主任周显葆对记者如是说。

一个改变正在初见雏形，医院端科室与医保已逐步融合。这一关系的转变也将反哺到用药环节，性价比高的品质药物占据优势，并开始向产品驱动模式转变。

如何在医院端“上量”

DRG的本质是合理用药，对医生的处方习惯产生巨大影响。

“企业在医院的市场营销对象和方式都在改变。促进医院合理用药，就是要通过学术临床数据影响临床医生。从这个角度讲，药企产品进入医保并非进了‘保险箱’，真正要上量，药品纳入DRG用药首选是前提。”国内某大型药企渠道事业部全国商业总监李善伟表示，将来产品进DRG方案才有销量保证，因此企业的工作必须做在前面。

与之形成犄角之势的是，带量采购已全面铺开，未中标国内企业从医院退出或淘汰，而未中标跨国药企仍在争取剩余30%市场份额。对此，成飞医院院长刘作林表示：“对医院来说，减少‘药占比’，降低医疗成本，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改变，失去对药品的选择权，不与药企结算货款。医院需要考虑的是集采后保证药品质优价廉。”他认为，门诊药房面临取消，医院药商可建立药库及自动取药机，目前四川嵩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社区药房都在探索，医院减少人力成本后，药商可派遣药师到医院延伸服务，扩展市场，增加业务量。

“价值驱动下的学术营销可提高医生对疾病和药品选择的关联。”和君医药医疗事业部主任单鹏安直言，“今后药物的竞争将在成本、品质和品牌三方面展开，而高价仿制药、辅助用药、临床替代药品可能随着DRG试点改革的实施而发生变化。DRG组的不断试点，未来如精神领域、抗病毒领域、心血管领域、肿瘤等细分领域会出现‘独角兽’。在具体疾病领域有成本、品质、品牌优势的企业会具有更大临床优势。因此，医院端上量，药企需要加强帮助医生正确识别患者类型，着重对医生传达特定的症状和指标，传递国内外文献选编等具有学术价值的内容，使其了解治疗方案，进行病例分享等为药品使用做好前期学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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