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疫常态化背景下，精神健康问题更加引人关注。8月底，WHO披露，疫情已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精神健康，有焦虑、抑郁的人数不断增加，呼吁各国大规模增加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广为人知但时常被忽视的精神卫生领域又热了起来。近年来，我国因工作、家庭、教育等场所应激因素导致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骤增。以抑郁症为例，中国是全球抑郁症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其患病率增高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带来相对较高的自残、自杀率和社会成本。

如何科学防治抑郁症等精神障碍成为社会焦点，医药经济报近期就此专访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王小平教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马现仓教授，权威解码抑郁症和科学治疗策略。

就诊率仅为8.7%

患教及规范治疗刻不容缓

随着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逐年增多。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中国大陆的抑郁症就诊率是8.7%，就诊患者药物治疗率是51.5%，也就是说接受药物治疗者不到这其中的一半，接受规范化治疗的更是少之又少。

王小平教授指出：“出现这一现状很重要的原因是患者不愿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他们甚至认为抑郁是思想上的问题，往往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后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他说，即便到医院，多数患者也没去精神科，而是去了其他科室，加上就医后治疗的规范性不够，这些对抑郁症治疗的整体结局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格外强化全民科普教育。

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病程长且复杂多变，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需长期维持性治疗。“目前探讨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复发率和增强患者的社会功能是临床治疗的当务之急。”马现仓教授指出，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抑郁症已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全球抑郁症人群超过3.5亿，抑郁症患病率非常高，但识别率、就诊率、治愈率却很低。

这“一高三低”映射出社会对抑郁症缺少科学认识。很多患者担心药物副作用，有的或擅自停药。“事实上，抑郁症对身心造成的痛苦和对工作、生活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药物副作用，患者需做好权衡。”马现仓教授称，抑郁症应首选药物治疗，同时不忽略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强调，做好科普至关重要。现在很多非精神科医生对其了解都不深，何况普通民众，因此既要对其他科医生做继续教育，也要让患者对抑郁症有正确的了解、判断和应对方式，这是提升识别率非常重要的工作。

社会功能恢复是目标

创新药伏硫西汀挑大梁

随着对抑郁症认识的逐步加深，医学界对其治疗目标从早期仅关注情感症状的改善，转变为全面改善情感、躯体、认知三维症状及社会功能恢复。如认知症状在整个病程中长期存在，了解抑郁症与认知的关系有助于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且在抑郁症导致的经济负担中，疾病治疗成本仅占小部分，但是因为工作能力丧失产生的间接成本占其全部经济负担的80%以上，因此功能恢复是评估抑郁症治疗是否成功的关键。王小平教授指出：“认知症状的改善可预测抑郁症的临床治疗结局，也是疾病复发的风险要素。因此，临床治疗目标不仅是为消除症状，避免复发，还要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采访中，两位专家认为，抑郁症治疗存在大量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有关抑郁药物的分类，临床上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SSRI类药物广泛应用临床，侧重改善抑郁情绪、情感症状；二类是SNRI类药物，如选择性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既缓解情感症状，也改善躯体症状；三类是多模式药物以伏硫西汀为代表，不仅能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还能调节5-HT1A、5-HT1B等受体，2018年在中国上市的心达悦R（氢溴酸伏硫西汀片）是一个多靶点的作用机制的新型抗抑郁剂，在改善抑郁症认知症状方面获得了一些可喜的证据，通过改善抑郁症状，包括情绪、躯体及认知，为患者带来额外的临床获益。

据悉，SNRI类药物度洛西汀被广泛用作伏硫西汀获批研究的活性参比药物。与安慰剂相比，在情感症状上，两者的改善程度相似，但在改善认知症状、功能恢复方面，伏硫西汀优势明显，且对认知症状的改善独立于情感症状改善之外。而在安全性方面，相比度洛西汀的不良反应更低，也未发现对肝脏、肾脏和心脏参数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影响。这是目前首个，也是唯一在产品说明书中加入其对认知症状治疗数据的抗抑郁药物，提高了治疗有效率和临床治愈率，患者依从性高，得到国际权威指南一线推荐。2018年《柳叶刀》21种抗抑郁药物的荟萃分析也佐证了其疗效和可接受度。

卫生经济学价值突出

盼纳入医保提高可及性

患者可支付能力是影响抑郁症治疗率低于其它慢病的又一关键要素。王小平教授直言，目前医学方面社会经济学指标的使用或研究相对不足，包括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结局、成本生活质量的研究，难以评价一个药物的综合价值。创新药表面看费用偏高，但它恢复患者社会功能并减少自杀率，其综合获益可能更高。集采也好，医保谈判也罢，均需用精确指标来权衡，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保障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任何医学干预都应站在患者角度考虑其成本效益；且新药使用量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这是良性循环。抑郁症首发急性期是最佳治疗时机，他建议，“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事实上，因抑郁症造成误工和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疗负担更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勤、医疗开支及其它费用约500亿元。WHO调研发现，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4美元的回报。

马现仓教授分析：“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讲，不能仅看医保前期支付了多少，而要看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后能为社会贡献多少价值。若患者不回归社会，其社会贡献基本为零，社会反而要从其他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像伏硫西汀这类新药上市时间短，因未进医保导致患者需求被抑制，建议相关部门强化综合评价及优化准入决策让更多患者获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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