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经济报》创刊的1980年，正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初始，是首批经济特区成立之时，是烙下时代印记的第一波80后出生之际。医药行业开始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发展思路、满足社会需求、做大做强，《医药经济报》在这样的年代应运而生，为把握产业经济脉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配合药监工作，把握行业趋势

记得我在《医药经济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2003年7月18日，标题为《未雨绸缪看今朝——由SARS事件引发的药监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共4000余字。当时我刚调任原杭州市药监局局长，SARS是当年面临的一场突袭。半年之后，本报在重要版面刊出《开店易了，关店多了》一文，介绍杭州市药监局宽进严管监管药品零售市场，形成了竞争有序的经营环境。在《医药经济报》等主流媒体的呼吁宣传下，宽进严管在我国医药市场逐步扩大影响和效用，后来国家层面也将此确定为国家管理市场的一条基本原则。

从进入药监系统开始，《医药经济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至2011年退休，我在药监局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宽进严管、间接管控药品零售市场价格、正确应对专业举报人、行政监管与技术支撑协同的大稽查、全社会参与食品药品安全、政府监管与新闻媒体的合作等，《医药经济报》都给予足够支持。

退休之后我担任了一届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任职期间，本报对协会的工作也给予全方位关注。比如医药市场的放开与竞争、医药分开与“二次议价”、集中采购与集中带量采购、医保定点与药店“禁非”、政企联手解决药品短缺、医药代表学术化、药品零售连锁率的提高、医药经济向大健康经济转变……各种热点话题常在报上开展讨论（后延伸至本报新媒体平台），企业受益匪浅。我还曾连续几年在本报发表对药品零售业的年度展望，探讨药店经营的新蓝海。

从2003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为止在《医药经济报》共发表了97篇署名文章，另有若干次接受记者专访。我是她的热心作者，更是忠诚“粉丝”——她紧紧把握医药经济大势，密切关注改革热点、政策需求、发展蓝海，关注行业经营动向、问题争议、成就取得，关注疾病防治、疫情应对，既积极主动宣传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又及时反映了企业的困难和呼声，是政府政策的宣传者、解释者，企业发展改革的引领者、支持者，医药进步的守望者、预测者。

着墨搭建政策落实与热点讨论平台

医药领域是我国改革措施最多、出台政策最多，也是市场议执最多的行业之一，政策在各个层面的落实消化需要探索的平台，各相关方的问题反映和政策需求也需要讨论的平台，《医药经济报》对此着墨较多,花了大力气。 

40年来，一些传统的医药行业的老观念、老办法正在被抛弃，新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建立并发挥作用，新课题不断提出：医药科技如何进行基础研究和应急创新研究？医药新产品如何不断研发问世？医药行业如何兼并重组？生产企业的销售如何向集中带量采购靠拢和适应？批发企业如何分化、如何向医药物流转变？医药零售企业如何运用“互联网+”向家庭医生进军、向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发展？如何配合政府实施的社区公共卫生日常管理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医药经济如何向大健康经济发展……新课题有难题待解，但没有新问题就不会有新发展。当前医药经济不但处在极其特殊的转型期，也处在新机遇正在到来的新时期。期望《医药经济报》在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也祝愿《医药经济报》在媒体融合创新中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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