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6年9月在《医药经济报》“思享家”版面发表第一篇专栏约稿以来，不知不觉已近4年。截止目前，我在本报发表了近50篇文章，内容都是有关新医改的热点，也可以说，我与《医药经济报》结下了深深的医改情缘。

关注基层医改

在众多的医改问题中，我十分关注基层医改。翻开记忆，我在本报的“首秀”题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该文章一经推出，我的一位学生很快给我留言，感谢我当年在课堂上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超前”分析。后经了解，原来该同学毕业后在某三级医院做管理，应聘时考官问了她对分级诊疗制度的看法，我在课堂上的分析给她的应聘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当年之所以写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方面的文章，是觉得分级诊疗制度本身是个好制度，但要建成有效的制度绝非一时之功，这是长期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事实上，自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各级部门十分重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建成还亟待完善，因此就写下《分级诊疗，目标丰满，现实骨感》，进一步阐述基层医疗机构之所以吸引不了患者，硬件不足固然是原因，但软实力的欠缺才是根本。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式解决之道中，“三医联动”的确是一大妙招，“三医”是我国医改的核心内容，但离向健康这个大方面过渡还有距离。疾病是可以预防的，但围绕着“已病”进行改革，费用问题是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的。同时，由于“三医”所涉及的相关主体众多，尽管各级政府政策频出，但“三医”之间还在不断博弈。

记得一位在三甲医院医保部门工作的学生曾向我诉苦，说自己经常遭遇上级医保部门、医生、病人的“不满”，医保要控费，医生很容易踩控费红线，患者则抱怨自费项目和药品太多，看病还是贵……如何看待“三医”难联动问题？我连续发表了《如何提高医保控费效果》《北京新医改后，看病还贵吗？》《建动态调整机制，求多方共赢答案》《重塑各方利益共同体才是最大的保障》等系列文章，试图寻找破题解药。特别是在《重塑各方利益共同体才是最大的保障》一文中指出，要解决“三医”不联动的顽疾，重塑各方利益共同体是良策。

探寻医疗服务价格形成的科学机理

医改必须正视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医务人员的收入。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地摊经济”的理念去思考，部分医生下班后去摆地摊增加收入或许并不是“奇闻”。如何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

为此，我写下《医院收取医事服务费合理吗？》《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广东实践》《医疗服务价格形成的科学机理》等文章，表示如果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单靠“腾笼换鸟”式的政策调整还不够。广东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探讨，福建三明和深圳医生的年薪制曾被津津乐道，但全国各地差异性很大，年薪制不一定在各地都适用。广州市花都区的乡村医生年平均收入高也曾羡煞旁人，但全国又有多少地方能做到？因此，找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的科学机理才是硬道理。

新医改进入深水区，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和探索也更深入。希望我的文字能伴随新医改的脚步，更加切中改革要义，用笔之利器，继续助力医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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