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国做出了积极主动的反应。为与病魔抢时间，尽最大努力降低疫情对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社会各界用尽一切方法对患者展开救治。为解除患者在诊疗费用上的后顾之忧，相关部门提出对新冠肺炎患者诊疗“零费用”。目前成效来看，新冠疫情拐点虽未正式到来，但也为期不远。

其中，医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优化医疗保障经办服务采取的“不见面办”“及时办”“便民办”“延期办”“放心办”等应急措施；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活力，助力企业复产复工，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等。

对社会医保来说，在此时期，如何加强管控，更好地为战“疫”一线服务，确保基金安全，也需做出相应的谋划与安排。

开源：加快社保改革和商保发展步伐

受疫情影响，动用财政进行“输液”可能难度较大。可行的方法之一是加快社会医保的改革步伐，将以往已经达成共识，但为了确保可行降低不利影响而仍处在试验摸索阶段的一些举措，在此时予以铺开。当然，为了稳妥，也可只作为一段时间的应急之策。

比如，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次。此前，我国为推进公益性医改，要求社会医保普遍推进市级统筹，2019年修订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要求，社会医保基金逐步实现省级统筹。本次疫情，因为调控得当，影响并未波及全国。且受影响状况，各省不一样，相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市也不一样。提高统筹层次，将原来市（县）级统筹，提高至省级统筹，在目前这一特殊阶段可以起到加强基金共济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可以在更大一些范围内分散风险的作用。如果通过中央统一协调，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社会医保省际之间的互助共济，对相关受疫情损害大的省份来言，也可大大缓解目前医保基金支付紧张的局面。当然，还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统筹问题，这也是已纳入改革序列但尚未施行的举措，且国家医保局2019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有相关安排。将疫情受损严重的省份作为试点进行尝试，也可缓解基金支付紧张的压力。

“开源”的另一条可行路径，是加快商业医保的发展。本次疫情在费用上基本是由政府财政和社会医保予以全面承接，作为“国家队”，冲在救死扶伤一线也几乎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目前，占半壁江山的社会办或民营医疗机构参与度不高。如何发挥这些资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也是提高国家社会抗风险能力的必需。而这其实就是商业保险如何发展的问题，或者说是高端医疗如何加快构建的问题。必须承认，在危机面前，因为收入的不同，还有不同需求的存在。而差异化的就医需求，或者高端医疗的需求，就是商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商业保险的有机介入，自然会减轻社会医保的支付压力。2003年的“非典”疫情，催生了全国性统一的基本医疗体系（包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希望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真正催生我国高端医疗市场，加速商业保险的发展及发挥应有的作用。

节流：加快分级医疗建设和DRGs全面临床化

显然，光靠“开源”是不够的，还需“节流”。跟“开源”的路径相似，也是从加快医保改革步伐上入手。

本次疫情就医疗体系而言，进一步凸显了分级医疗的重要性。分级医疗不仅可以增加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分级医疗相关的基层首诊、转诊审核，以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为“守门人”，尤其是将医保接口基层化的赋能举措等的施用和固化，会减少小病看大医，以及过度医疗需求诱导等情况的出现。甚至在医保定点机构的选择上偏向基层，增加核心或综合医院之间的合理竞争，切实降低医疗费用。

当然，加快DRGs的全面临床化，也是降低诊疗费用的可行举措。中医的诊疗费用相比西医肯定要低，应该加强中医在临床的应用，相关部门应该像研发DRGs一样，研发中医自身的诊疗病组，以及与之配套的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中医也应该有自己的循证体系，这不仅关乎医疗费用问题，也关乎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本次新冠疫情给社会医保以较大冲击的同时，也给社会医保加速改革提供了动力，变害为利，未尝不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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