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转型……

围炉“大话”年度热题

AI将取代监查员吗？

李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新技术和手段被应用到临床研究中。很多人认为，临床研究监查员（CRA）的工作只是对数据的机械核对，监查员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迟早会被人工智能（AI）取代。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呢？

北美“远程监查”未造成失业潮

　　

随着EDC（电子数据采集或电子的病例报告表）的广泛应用，美国FDA在2013年推出了RBM（基于风险的临床研究监查），强调远程监查的作用，希望通过远程监查来取代现场监查。

当时，这对CRO行业的震动很大，很多监查员以为自己会失去工作。在北美，一些离职的监查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就找到下一份工作。笔者的一位在西雅图工作的同事离职后就改行卖巧克力了。

但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FDA虽然鼓励采用基于风险管理的远程监查，但丝毫没有放松对质量的要求。临床研究的监查和质量控制，仍然是一份非常依赖人工的工作。基于风险管理的远程监查的推出，不但没有实质性地减少该有的现场监查工作，反而增加了风险管理和远程监查，监查上需要花费的人工反而更多了。所以，那位改行卖巧克力的同事，后来很快又回到了临床研究的行列。

监查员不会减，AI提升研究质量和速度

　　

就像远程监查最终无法完全取代现场监查一样，AI最终也无法真正取代监查员的工作。AI技术在临床研究中的使用，无疑会提高临床研究的效率和效果，但最终无法取代监查员的人工劳动。AI不会导致监查员数量减少，而是会进一步提高临床研究的质量、加快临床研究的速度。这是由临床研究行业以下特性决定的：

首先，临床研究行业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而又无法完美的行业。对质量、速度和成本彼此矛盾的三个方面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技术的使用会带来好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临床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新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临床研究质量、加快临床研究速度、减少临床研究成本，但现实的情况是，临床研究的速度并没有加快，成本越来越高，质量问题依然存在。

第三，AI技术用于临床研究，可能会受到很多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例如，通过AI技术直接将医院电子病历中的数据提取到电子病例报告表（EDC）中，可以节省数据录入的成本，同时避免了数据录入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但是，医院不一定会同意将电子病历开放给第三方，如果医院不同意，那么这种技术就无法实施。况且，对于多中心临床研究而言，不同医院使用的电子病历系统可能不一样，这就可能导致有的医院可以用某种技术，有的医院不能使用某种技术。由于不同的中心要求不一样，采用某种技术反而会增加管理上的成本，甚至增加的成本会高于数据录入的成本。在未来的临床研究，中心的数量会更多，每个中心的受试者会更少。在一个中心只有几例受试者的情况下，人工数据录入的成本并不高。

此外，虽然AI技术可能会减少监查员在原始资料核查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同时提高数据质量，但是，有些监查工作不是AI可以代替的。例如：与研究者的沟通、研究人员的培训、临床研究必要文件的收集和整理、设备设施的查看、临床研究用产品的计数和核对等。

所以，监查员不必担心自己的工作最终会被AI所取代。

AI展翼这些方向

AI技术在临床研究中无疑具有广泛的前景，例如以下几个方向：

AI技术也许可以用于对临床研究文件的整理。现在对于临床研究必要文件的管理，逐渐使用扫描文件和电子文件替代了纸质文件。AI技术或许可以自动识别缺失的文件并对归档错误的文件进行改正。

虽然电子病历系统是封闭的系统，但AI技术或许可以用于这个封闭系统，研究者可通过AI技术寻找潜在的受试者。

AI技术也可应用于读片。有报道称，AI技术读片准确率比人工读片高。目前用AI替代人工进行读片可能让人存疑，但至少AI技术可以帮助对图片上的受试者私人信息进行识别，并进行匿名化处理。

综上所述，AI等新技术的使用，会提高临床研究的效率，提高临床研究的质量，但是不会取代监查员的工作。不管技术领域发生怎样的进步，监查员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2019，或是新药创新转型元年

王建新

延续去年的上升势头，2019年国家药审中心继续加快新药上市批准的步伐。预计到敲响2020年新年钟声之前，会有超过４０个新药获批上市。这对于中国药企以及患者来说，都是好消息。可以预计的是，这样的势头在今后几年里会持续下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成为新药尤其是生物药研发的大战场。

在今年批准的新药中，约８０％是国外新药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不乏一些“叩门”多年的药物。目前国外上市新药在中国获得批准的时间约为４～５年，这也许是目前审批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仿制”“快跟”承压

　　

另一方面，大量国外原研新药“结队”涌入中国市场，已经让中国新药研发公司感到了压力。 一个真正的原研创新药物往往需要20～30年的深耕和积累：从基础研究到新药设计，从临床前筛选到临床试验。经过漫长的实验和试验过程，新药最终上市的成功率大约只有３%～４％甚至更低。即使最终突围上市，今年上半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指出，过去五年FDA批准上市的新药大约有三分之一依旧铩羽而归。而如果我们回望一下过去这几十年里全球涌现出来的许多创新药研公司，可以发现不少公司已经销声匿迹，存活者也大都几经易主。

这样一个过程并非仅仅是“烧钱”的问题，对于创新者、创业者来说更是一种“炼狱”。因此，国内企业一直以来更倾向于“仿制”和“快跟”。值得注意的是，走仿制药道路确保市场成功的公司，甚至包括一些研发标杆企业。

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后5年内会有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国外原研新药快速进入中国的现状，将直接冲击国内仿制药的市场。其次，国外新药审批时间的缩短，会让“快跟”越来越困难。

近几年，国内在肿瘤免疫仿制药方面的“疯狂投资”已经让很多投资人、研究者、创业公司看到这种盲目跟风的后果。加之强势上阵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仿制药跟进企业必须考虑：仿制药微薄的利润空间，能否抵消所投入的研发成本？

如何重新出发？

　　

这些变化已经让很多中国药企深思，考虑如何重新出发。同样的一批优秀研究人员，同样的国际最新设备和仪器，几乎同样的研发思路和标准，更加勤奋努力的中国研究人员和药企，为什么只能做“跟风者”呢？其中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都要认真考虑并实际解决。

不久前，几家大型药企老总先后发表讲话，表示要停止所有仿制药的研发项目，集中所有的资源开发真正的原研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信号。

以恒瑞为例，这位国内药企创新“大哥”在新药研发的各个前沿都已经有所布局，甚至包括肿瘤疫苗领域。看来，恒瑞是“铁下心”要在这些领域中取得几个国际性的突破。

江苏药企一直被看作“制药创新大省”。除了去年和今年数个PD-1和PD-L1抗体获得批准之外，令人瞩目的还有南京传奇的BCMA-CAR-T，刚刚获得美国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虽然这次申报是在美国JNJ的名义下进行的，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中国原研公司的光芒。可以预料的是，在江苏企业高调宣布创新转型后，很多重磅企业也会跟进。

创新转型在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到效果。非但如此，转型也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企业和投资人首先会看到的是“烧钱”的加速，也会看到各种失败。但是，整个中国生物医药链都需要经过这样一次历练。假以时日，“厉害了我的药”是一定会出现的。

有人认为，２０１９应该被称作“生物仿制药年”。但笔者希望把即将过去的2019年称为“新药创新转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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