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接连出手了多项重大控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4+7”药品集中采购、推行DRGs和全国联网等，一时间，医药费用高企再次成为“过街老鼠”，但事实总比结论复杂，医疗费用高还是不高，不能一概而论。

判断高还是低，最根本的在于花了钱到底买到了什么？买到的这些对于健康来说到底值不值？从全球资源运用角度看，医药费用一定是要花的，比例多少，取决于获得的回报是否值得。那么，回报如何计算？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群体而言，就是医疗带来的劳动力恢复获得的人均收入和它的医疗支出之间的关系。

在2018年，我们的医疗卫生口总费用是1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获得和支出对于社会是相当高的产出比，而这样的费用支出是否真的很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支撑。造成这一认知模糊的还有更多原因，比如发展水平。众所周知，美国的医药支出非常高，占到其GDP的18%左右，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确实在健康保健方面的支出就会大幅提高，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医药卫生行业在自身发展中的地位。同样以美国为例，他们不单单要完成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还要不断创新，形成新的诊疗规范、新的药品、新的设备，在引领创新性的行业发展地位上，它的医药卫生支出比例不可能和跟随成本性的状态是一样的，因此在进行费用管控时，要特别对行业地位移动带来的支出变化有高度的敏感性。

博弈主体均衡有术

除了对费用管控有更全面的认知以外，我们也要清楚地了解到，做这件事的根本在于市场博弈主体之间是否均衡，是市场格局和市场地位的问题，是控制技术问题，也是博弈主体利益格局的问题。

之前，各地医保局竞争大医院的时候，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在此前提下，医保部门的市场议价能力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此前费用管控带来的各种困局。国家医保局和各地医保局的建立以及全国医疗保险基金一个盘子管理格局形成后，医保局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随着这个格局的演进，医疗卫生机构和供应链，特别是药品市场，都开始进入洗牌状态。在供方市场巨头格局形成中，医保局的需方强势地位将进入新的均衡状态，医药费用控制也进入市场的有效博弈阶段，稳定的常态才会真正出现。

当然，这也有各种技术升级的需要。比如医保实行共付制、起付线等方式来约束过度需求的爆发，实行总额预付、单病种付费、DRGs付费等来管控供方的品质和数量，实行医保医师制度，穿透管理到医师开处方的基本单元……这些技术的成熟，为医药费用的控制提供了良好的运转基础，而这些，最终都会落在整个行业参加者的利益格局调整上。

避免简单控费

放在国家发展成长的大格局里，放在人民幸福获得感的大背景下，我们还需要警惕如果只是简单控费给行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要避免机械静态地通过医保费用额度来控制支出。如果医保费用支出增长落后于GDP平均增速，若干年后就会出现行业整体比重在国内各行业中下滑的情况，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发展空间、发展机会都是巨大的影响。

其次，在医保、医疗和医药等均衡格局未形成的过程中，一边倒的控费容易使医疗效果管理出现巨大风险，如何保障医疗效果，将是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再次，要对在一定时间内行业进入发展转型期有充分心理准备。一方面是医疗供应链，药品、耗材行业的大洗牌；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的发展有天花板，还会受到不明就里的舆论裹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并找到应对之策。

结论<<<

医药卫生费用支出的问题是必须严加管控的，需要更加有效合理地使用，医药卫生费用要用在刀刃上，用在患者需求上，用在居民健康保健需求上。

当然，费用问题不是简单的“小白问题”，要站在获得的角度充分认识支出的合理性，学会用良好的机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以形成多方均衡的市场新常态。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释放潜在的多层次、多元化风险，整合优质资源，持续不断地推动医药卫生费用的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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