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笔者查阅文件发现，思路和药品政策一样。

政策特别细，出政策前已经把高值耗材的套路摸得非常清楚，措辞也异常严厉。例如，“公立医疗机构党组织要将预防和惩治高值医用耗材管理使用中的腐败问题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承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对高风险科室、岗位及人员严格监督管理的工作制度。”“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和应由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要加大涉及高值医用耗材典型案例的通报力度，形成震慑。”

降价影响或有限

高值耗材基本采用代理模式，在高空间的前提下高举高打。第一批重点治理的对象是单价高、用量大、“容易产生标准品的细分领域”，例如骨科植入（脊柱）类、心血管介入支架、眼科（人工晶体）类等。如果开始集采，价格下降幅度应该在50%以上。

政策还鼓励各地区医疗机构自主开展带量谈判采购，甚至跨省联盟采购。7月16日，安徽省医保局、卫健委、财政厅和药监局联合印发《安徽省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试点）实施方案》，选择骨科植入（脊柱）类和眼科（人工晶体）类耗材参加安徽省带量采购，要求采购量分别占2018年度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量的70%和90%。

国务院政策出台之前，山东和南京已经表示准备开展高值耗材集采，相信各地在年内就会大面积组织区域集采。集采将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选择议价品类？高值耗材与药品最大的差别是品种的多样性，例如强生产品目录中就有13000多种品规，美敦力的单独引流管就有2000多种，很难统一集采品规。如果只选择最容易合并集采的品规，那么在高值耗材所占的金额比重也没有那么大。

即使找出一部分品规降了价，影响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高值耗材有足够的降价空间，降价后，给外科主刀医生的利益可能就没有了。既然是带量采购，临床上该用的还是要用，主刀医生也不敢轻易换用其他非集采的可替代品规。厂家降一些底价，代理商放掉一部分利润，业务还是能继续下去。

重在统一编码

对于高值耗材的管理，文件措辞很严厉，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外科是医院创收大户、支柱科室，很多外科主任都很强势。一句“手术需要”，设备科、医务处都没法挡。如果再加一句“手术出问题谁负责？”院长心里都会打鼓……

另外，虽然耗材“零加成”，但手术还是医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值耗材还有间接贡献。高值耗材厂家及其代理商对医生手术能力的提升帮助很大，手术过程中的支持和服务也非常重要，有很高的人员和资金成本投入。例如一台手术可能需要用几万元的高值耗材，但是跟台人员要准备上百万元的高值耗材跟台。

文件中要求的“建立高值医用耗材院内准入遴选机制”。高值耗材准入管理确实存在空白，但谁来负责准入遴选？设备科肯定不具备这个能力，医务处也没人了解每个外科。那么还是要靠临床专家，但神经外科专家不能遴选心内科的支架，泌尿外科也不懂骨科的钉子钢板，最终还是各个科室遴选自己的高值耗材。

至于文件中提到的“两票制”，对高值耗材行业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高值耗材不需要像药品那样必须通过商业公司配送，都可以做到“一票”，几乎没有两票以上的情况。

事实上，对高值耗材影响最大的还是统一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在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之后，逐步统一全国医保高值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形成医保大数据，就形成了医保支付标准，最终通过DRGs支付方式，让临床医生自己选择耗材，降低成本。药品和高值耗材将来遇到的共同问题，其实还是D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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