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是否天生就具备公益性？显然不是。1999年版《辞海》未收录“公益”一词， 2009年第六版《辞海》收录了该词，对其的释义就是公共利益。从文字上看，在公众接受程度上或者公众对其的认知需求上，“公益”在国内还是一个新近的新生事物。另一方面，从医疗服务的特性上看，无论何种事物具有公益性，都应该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甚至还是文化思想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逻辑上讲，只有该种事物的行为影响力、外部性达到一定程度，对公共利益形成了影响，无论是有益还是有害，才会涉及公益。医疗服务绝不例外。

1.疾病的外部性损害公益。

疾病的外部性能够损害公益，这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人类只有具备长途迁移能力，有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才能感受到疾病的外部性对公共利益的伤害。曾经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并未在欧洲催生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而2003年“非典”来袭，却让改革开放近30年的中国认识到构建公益性医疗服务体系的正当性、急迫性。其实，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不仅“非典”，所有传染性疾病都会让公众体会到公共利益的损害。无论是横行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谈之色变的艾滋病，抑或近来经常发病的各类流感，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抗衡，但每个人都知道要去抗衡的疾病。

就此，有人会说，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具有公益性，这点无可厚非，国际上的普遍实践也是如此，问题是医疗服务普遍具有公益性吗？

2.疾病的防治需要全人类参与。

“医疗服务普遍具有公益性吗”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当下医学的实质。时至今日，医学都不是完美的科学，仍然有很多的认知和实践处在经验与摸索阶段。大量的诊疗手段、药物还只是建立在非常有限的具有实际成效范围内，无法真正的无差别惠及所有人群。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所谓精准医疗，所要弥补和提升的正是上述这一窘境。然而，人类在医学上之所以会身处这样的窘境，一方面源于科学认知人类自身的方法论还在摸索与探究中，另一方面还在于人类个体无穷尽的异质性。人类想方设法在描摹人类个体，从差异中需求共性，从共性中识别差异。对照试验、循证医学乃至到分子、基因、核糖核酸，探索无止境，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令人乐观。囿于人类认知自我的有限，就只能借助于全人类参与。这是医学得以继续造福人类，或者得以真正让人类可以免除疾病痛苦的必须。直白地说就是：挽救一位贵族的也许并不是另一位公子王孙，也可能是街边的一位流浪汉。

3.全人类参与，医疗服务才可行和经济。

针对这点，恐怕存在迷思的人不在少数。就当下而言，医疗服务还主要由人作为提供者时，不具备规模效应。因此，纯粹基于个体选择的诊疗活动从来就不便宜。以我国为例，在古代，医生的收入就不低，如清代黄退庵的《友渔斋医话》中提到：“每见有名医家，不数年间，必获厚资”。而同时，历代医著中屡有病人因“汤药之资、罄尽家产”的记载。唐代文人陆龟蒙形容自己生病时，纵然不是良医也索价很高，使他不得不节衣缩食才付得起医药费，卢照邻生病时，也是“破产以供医药”。

也正是因此，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人类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疾病认知的不断深入，因为价格的高企而让多数人无法得到医疗服务，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伤害：一位医生是不可能从一位病人身上得到更多的疾病知识的。因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成为公益性某种程度的替代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只有全人类参与，医疗服务的经济性才得以最大化。这得益于医疗器械与医药的规模性诉求，也是医疗服务创新的价值所在。

4.惠及全球，医疗服务创新才有生命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发现了青蒿素。在英国BBC发起的“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票选活动中，中国的屠呦呦与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图灵并列。因为青蒿素迄今为止已经治愈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群，更是因为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并未因为此项发明而获取任何与之直接相关的经济利益。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福祉最无私也最具生命力的创新行为。当然，在人类认知与战胜疾病的征途上，不只有中国的屠呦呦，还有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正是将全人类的福祉当作医疗服务创新的最高目标，人类才能从黑死病、流感、天花、疟疾、“非典”等各种各样致命的疾病中痊愈而归。

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来自人类个体的私益，更加彰显人类的美德。

此内容为《医药经济报》融媒体平台原创。未经《医药经济报》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 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获得授权请事前主动联系：020-37886610或020-37886753；yyjjb@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