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高端医疗服务市场

高值医用耗材管理“以需定产”

上周，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会上提出，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新方式，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快捷、价格合理、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医疗服务定价是个难题，不仅有狭义的医疗服务本身的定价问题，还涉及到医药、医用耗材的定价问题。就当下具体实践来说，对药品，集中采购是一个满意的选择，有品规约束，大家在同一平台竞价。然而，对于医用耗材，尽管国内外都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但品规纷繁芜杂，效果也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高值耗材价高在三方面

有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植（介）入类产品从出厂（或进口）到医院销售给患者，平均加价在2～3倍。心脏起搏器零售价是出厂（或口岸）价的3.23倍，导管为2.65倍，支架为2.28 倍，人工髋关节为3.49倍。据此，这种医用耗材价高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予以消除，比如“两票制”。但实际上，高值医用耗材定价之所以难，就在于大家明明觉得其价格高，但是缺乏证明其价高的数据和证据。

从某种角度来看，高值医用耗材的高价也并非毫无道理。概略地说，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高的原因在于这三个方面：①材质稀缺，目的是为了确保耗材使用的无毒安全、长期和舒适；②创新的溢价，也是为了提供更安全、更长效、更舒适的应用体验而催生出的新品；③定制的代价，同样是为了更安全、更畅销和更舒适。也就是说，基于此三种特质而存在的医用耗材，其价格不可能低。对此种耗材进行价格硬性管控，实际上最终都会以患者感受降低、创新被抑制而导致大众福利受损。

管理旨在提高大众福利

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管理，目的在于公益，提高大众福利，但这种目的、目标并不等同于高值医用耗材的平价化。实际上，平价化的医用耗材都无法满足上述三点要求。那么，如何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有效管理，来实现大众福利的提高呢？

1.构建高端医疗服务市场。

显然，高值医用耗材的目标客户应该是高收入人群构建高端医疗服务市场。无论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是创新大师克里斯坦森，都认为高收入人群是鼓励创新、培育创新和评价创新的最优人群，这是这一人群价值溢出的一种体现。这一论断实际上也不难理解，要鼓励创新，只能偿之以高溢价，而能负担得起高溢价的只能是高收入人群。没有高端医疗市场或者高收入人群对高值医用耗材的使用，实际上就缺少了对这种产品进行市场检验这一环。换句话说，无论是哪种创新品或者高价物品，要让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得以使用，都是社会负担不起的。在这点上，没有公平可言。没有高端医疗服务市场，没有市场检验这一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才真的可能让一些原本不具备上述三点特质的医用耗材滥竽充数。这是正确估价高值医用耗材不可缺失的一环。当然，高值医用耗材真实市场的存在，也为集中采购或者价格谈判提供了价格来源依据。

2.完善“以需定产”。

正如前述，对高值医用耗材的管控目的，是为了提高大众的福利。那么，大众的需求，或者基本医保所能支撑的需求，应该是平价医用耗材。只是既然高值医用耗材珠玉在前，平价医用耗材是否可以有所借鉴而达至“帕累托改进”呢？这一点其实毋庸置疑。实际上，如果存在一个可以应用高值医用耗材的高端医疗服务市场，那么，各类高值医用耗材的优缺点都会呈现出来，而平价医用耗材如果能在非稀缺材质、非定制（即标准化）、非专利期上实现高端医用耗材的功能或部分功能，那么，其价格的可接受度即低价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而又实现了功能上的改进，这不就是克里斯坦森所言的“持续创新”？一旦达到功能与价格的全面颠覆，不就是克氏所定义的“颠覆式创新”？

实际上，平价医用耗材对高值医用耗材的颠覆，正是政府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管制又不损伤创新动力的意义所在。而让这种管制可行的理念，是“以需定产”，其工具仍然是DRGs。概括来说，通过对高值医用耗材施用的研究，明白其功能得以实现的机理，依据DRGs，对相关病种所需的耗材进行标准化设定，进而以标准化的品规及相较更大众的材质替换，来实现可大量生产（这是定产）大量应用，以及于此而真正可行的集中化采购，实现功能效果一致而价格下降。这或可视为医用耗材仿制上的一致性评价，也体现了当下国内医用耗材的研究和生产水平。至于存在专利的高值医用耗材，鼓励首仿的市场独占策略也不妨一用。

[结语]

对高值医用耗材的管理，不应局限在降价上，而是充分发挥医用耗材研究和生产实力，借助DRGs对诊疗行为的标准化管理“以需定产”，实现以平价医用耗材对高值医用耗材的创新性颠覆，从而提升大众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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