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认为是制药行业的黄金时期。1996-2000年，美国FDA在5年时间里批准了183只新药（年均超过36只）。其中，许多药物在众多治疗领域成为基础性疗法，比如心血管药物阿托伐他汀（Lipitor）、缬沙坦（Diovan），抗HIV药物茚地那韦（Crixivan）、利托那韦（Norvir），用来治疗呼吸道疾病的扎鲁司特（Accolate）、非索非那定（Allegra），抗癌药吉西他滨（Gemzar）、多西他赛（Taxotere），用来治疗胃肠道疾病的奥美拉唑（Prilosec）、兰索拉唑（Prevacid），以及ED药物西地那非（Viagra）。

研发重点已变

不过，这段时期对于当时的FDA来说并非常态。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药品审批尚处于滞后状态，当时，新药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审批速度更快。由于缺乏对新药申请及时进行审核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新药上市申请（NDA）审批在FDA日渐萎靡不振。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国会通过了《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PDUFA），进而建立起一种机制，对每次提交NDA的制药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FDA随后利用这些“使用者付费”所带来的收入，聘请了600名新的药物审评人员和辅助人员。人手的增加使得FDA能够处理掉积压的大批NDA，也为1996-2000年的药物审批黄金期奠定了有利条件。

然而，这种水平的新药审批效率并没有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10年（2001-2010年），FDA只批准了229只新药。业内观察人士注意到了这一点，许多人对制药行业的预测充满悲观。批评者认为，行业面临着审批效率危机。2011年，沃顿商学院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认为：

“2011年标志着制药行业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前，药企长期依赖于‘重磅炸弹’药物来保持健康的财务业绩。但是，随着这一年一些最畅销药物，如辉瑞（Pfizer）的降胆固醇药物Lipitor等陆续失去专利保护，制药公司为了确保利润，都在急切寻找新的处方药。未来5年内，10大‘重磅炸弹’中至少有9只药物将失去专利保护，面临低成本仿制药的竞争。而在制药行业的研发线中，并没有什么产品能够取代这些最畅销药物。”

与此同时，制药行业也注意到生产效率出现下降的局面，制药公司处于重大的环境变化之中：

1）药品付费者开始对那些可能会取得商业化成功的药物类别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一只新药只是对市场上现有的（并且专利很快将失效的）成熟药物稍作改进，其将不会带来任何的回报。制药公司试图在一种药物类别上推出第4或第5只药物并取得商业化成功的想法已经不再可行。

2）长期以来，制药公司的工作重点都是建立在生产小分子药物的基础上，但是现在，其需要重组研发架构，充分抓住生物药（尤其是抗体和治疗性疫苗）领域出现的新机遇。

3）制药行业也意识到，现有的用来降低血压、降低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减少胃酸分泌等的药物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不容易被取代。制药公司的研发重点不是要在这些治疗领域里取得逐步改进的成效，而是要从传统领域（如心血管疾病、神经科学、传染病以及代谢性疾病）转移到新兴科学正在创造新机会的治疗领域，如癌症、罕见病和免疫学。

4）制药行业为削减成本而疯狂开展的大规模整合行动（辉瑞与华纳—兰伯特合并，辉瑞与法玛西亚合并，辉瑞收购惠氏，默沙东收购先灵—葆雅等），证明了并购对研发组织尤其具有破坏性，导致了研发计划推迟、人才流失以及许多项目被终止。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行业生产率的巨大损失。

上市利好因素

不过，制药业已经在复苏。2011-2018年，FDA批准了309只新药，年均超过38只，是当今时代所维持的最高水平。2018年，FDA批准了59只新的药物，创下历史新高。这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首先，在罕见病和癌症等治疗领域里的研发计划得益于规模相对较小以及时间相对较短的临床试验。因为与治疗心力衰竭的新药相比，要证明一只罕见病治疗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开展的临床试验的规模更小（参与试验的患者仅需数百人）；而对于用来治疗心力衰竭的新药来说，临床试验往往需要数千名患者参与，不仅要显示新药的疗效，而且还要显示新药比市场上销售的现有药物更优。因此，在罕见病治疗领域，制药公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推进自己的研发计划。事实上，在2018年FDA批准的59只新药中，有34只新药被用来治疗罕见疾病。

其次，在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的领导下，FDA与制药行业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具有对抗性。戈特利布帮助简化了新药审批流程。只要制药企业愿意与FDA进行密切合作，并关注FDA提供的指导，NDA审批时间就可能会得以缩短。最后，风险投资基金给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输送“弹药”使得那些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新药获得契机，这些新药随后被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药企收购，并为了让新药得到FDA批准而实施必要的、价格昂贵的全面开发计划。

制药行业的研发生产力会继续繁荣下去吗？59只新药不太可能成为FDA在新药批准上的年度参照标准，但人们也很难想像新药批准数量会回归到2001-2010年的10年低迷时期。在试图预测制药行业未来的研发产出时，有一些因素需要考虑到。首先，如果一只新药通过FDA的加速审批程序获得批准，但在上市销售之后被发现具有严重的副作用，那么这可能会迫使FDA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

同样，随着FDA局长戈特利布离职，在将新药提供给患者方面，他的继任者可能不会那样开放。新药面临的价格控制压力也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抗癌新药等产品拥有较高的回报潜力，风险投资资金正在流入生物技术行业。但是，任何对新药的价格实施遏止的举措都将让此类投资蒙上阴影。最后，制药行业似乎正在开展新一轮的重大并购行动（武田收购夏尔、百时美施贵宝收购新基医药），这至少将对研发活动造成最小的破坏力。

尽管存在着这些可能性，但新药的繁荣期可能会继续让制药行业得益，而更重要的是，患者都在苦苦等待这些新的治疗药物。

编译/王迪  来源/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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