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医药领域的多项建议被刷屏，有代表委员再次针对执业药师立法问题交出了提案或议案。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提出建议的人更多来自药品生产企业。这种变化预示着什么呢？

从零售企业到制药企业

立法声浪渐起

1999年相关部门颁布《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2000年我国开始筹划《执业药师法》立法工作。可见，2000-2019年，《药师法》立法在我国酝酿了近20年。这中间，“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发声对立法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在2016年之前，主要是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代表呼吁《药师法》立法。2012年《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修订）》发布，执业药师配备提上日程。药品零售企业面临执业药师短缺难题，执业药师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地位。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均有来自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代表针对《执业药师法》立法在“两会”上提出议案或提案。

之后，在2016年至2018年，医院系统的代表委员们开始呼吁《药师法》立法。2016年初，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联合召开研讨会针对当年准备提案的《中国药师立法迫在眉睫》及《药师的作用亟待发挥》进行专题研讨。2017年《药师法》立法工作进入高潮，来自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相关行业组织、医院系统的“两会”代表、委员针对《药师法》立法给出建议。当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曾经面向社会对《药师法（草案）》征求意见，不过，争议较大。2018年尽管仍有“两会”代表、委员针对《药师法》立法发声，但立法工作暂时无大进展。

然而今年“两会”上，来自制药企业的代表开始呼吁《药师法》立法。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两会”前，医院系统开始推进药师药事服务费补偿试点。而“两会”期间，《药师法》立法的提案议案人的行业背景和以前有所不同，全国政协代表主要来自外资制药企业，全国人大代表主要来自民营制药企业，相关提案内容包括推进药师服务能力建设、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开设药物治疗管理门诊、建立药师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并且他们都要求加快《药师法》立法进程。

从价格竞争到服务竞争

市场结构或变

2013年到2019年，从药品销售终端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到药品生产端的间接利益相关者，都对《药师法》立法提出了提案议案，这预示着整体供应链上的从业者都认识到了药师的重要性，可能也意味着市场结构或将发生变化。

其一，药品零售终端开始出现药品生产企业的身影，药师的素质成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考虑因素。

一方面，药品生产企业主动参与到药店的建设中，尤其是院外药店，这主要是为接纳处方外流进行市场布局，而能否接住处方，关键在于执业药师的素质；另一方面，药品零售企业面临执业药师配备和能力提升的压力，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帮助药店提升执业药师能力和素质，从而促进客情的维护。

其二，药品价格竞争渐趋残酷，药学服务能力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要方向。

随着药品“零差价”、“两票制”的推进，药品市场利润的操控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随着药品集中采购向“4+7”模式演变，采购规模扩大，降价将成为必然趋势。这种情况下，药学服务能力这种软性的核心竞争力相比药品价格竞争这种以利润为代价的竞争更有优势，而这种市场竞争对象的改变，将直接影响未来药师职业的发展和市场结构。

其三，《药房法》开始进入“两会”的视野，这对未来药品市场的影响更大。3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开始将处方外流纳入二级以上医院考核体系，这将进一步加速处方外流，甚至使部分医院将门诊药房剥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剥离的门诊药房以及市场上的社会药店的法律地位将直接决定药师的法律地位，也会决定很多处方外流政策的可持续性。

★★★ 结语 ★★★

2019年，《药师法》立法工作推进20年后，全新的《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发布，这也意味着《药师法》立法开始进入新阶段。未来的立法是整条药品供应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事业，这不仅对药师职业发展十分重要，也将形成全新的药品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也需要《药房法》的立法保证。

（作者系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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