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药企“盯上”生物技术公司

在与成熟的大型药企的角逐中，生物技术公司一度扮演着争强好胜的“搅局者”角色。但是现在，随着制药巨头寻求充实自己的研发线，想通过走捷径来获得高回报，其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生物技术公司这一群体。

光是在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的近一个月里，就有几家药企巨头相继出手收购生物技术公司，出资额总计近1000亿美元。

2018年年底，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将以51亿美元收购Tesaro公司。紧接着，2019年1月3日，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表示，将以74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收购新基医药（Celgene）。1月7日，礼来（Eli Lilly）宣布计划以80亿美元收购Loxo Oncology公司。

创新力成并购关键要素

制药公司出现强烈的并购欲望，恰逢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之时。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全球指数以美元计算下跌了12%。随着生物技术行业许多公司的估值降低，这使得它们对潜在收购者更增加了吸引力。

支撑这些收购行动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过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可以换来大型药企的经营规模和市场覆盖范围，而对投资者来说，也会带来潜在的巨大回报。

Aisling资本公司管理合伙人、Loxo公司董事长及生命科学行业资深投资人史蒂夫·埃尔默斯（Steve Elms）指出，过去几年来，美国FDA批准的绝大多数新药来自于生物技术公司，而非大型制药企业，“在生物制药产品的开发和发现过程中，来自于生物技术行业的创新动力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认为，2017年，在有效的临床阶段药物开发计划中，71%涉及的是那些销售额低于10亿美元的新兴企业。

埃尔默斯认为，在美联储决定为金融体系增加流动性之后，这些研发活动不断发酵意味着，自从金融危机结束以来，投资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他指出，这种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正在寻找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而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最终成为这种流动性的受益者。

同时，科学突破（尤其是在抗肿瘤领域）迎来黄金时代也为生物技术的复苏起到了助推作用。埃尔默斯列举了Loxo以及其它生物技术公司在为患者开发个性化药物上所取得的成功，这些药物利用有关癌症的基因突变和导致因素的基因组和遗传信息来攻击肿瘤。

与制药企业不同的是，生物技术公司由于其自身的属性，能够更快地向前推进研发工作，能够更快地做出相关决定，进而可以更快地让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并获得批准。

去年，Ablynx公司被赛诺菲（Sanofi）以39亿欧元收购。该公司前负责人埃德温·摩西（Edwin Moses）认为，生物技术公司拥有的企业文化和前景看好的在研药物是大型药企实施收购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型药企非常认可生物技术公司的创新文化，它们知道，生物技术公司正在承担大型药企往往不愿承担的产品开发的风险。

摩西现在负责管理着另外两家生物技术公司Evox Therapeutics和Achilles Therapeutics，他表示，这种研发氛围是大型药企实施收购时希望得到的，并且希望将它们注入到其自身的组织内部。

新药研发相互借力

促使大型药企实施收购行动的另外一个推动力，有可能是药物研发越来越受平台驱动这一特性，其希望通过快速获取关键技术，来巩固自己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

在对Ablynx公司的收购中，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最先提供了26亿欧元的收购报价，但最后被赛诺菲“横刀夺爱”。因为在这之前，赛诺菲与Ablynx合作了近一年，认识到了后者研发平台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收购的决心更强烈。“双方的科研人员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他们看到了这项技术实际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这帮助赛诺菲很快做出收购决定。”摩西透露。

瑞银（UBS）分析师杰克·斯坎内尔（Jack Scannell）表示，抗癌药联用研究的不断增长有助于推进大型药企与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抗肿瘤领域为何会掀起并购风潮。

罗氏（Roche）、阿斯利康（AstraZeneca）、百时美施贵宝、默沙东（Merck）等公司的研发线中有许多不同类别的药物，可以尝试大量的产品组合研究，任何试验成功的产品可以通过大型药企的销售队伍进行商业化。

斯坎内尔认为，这种临床开发工作对那些小型公司来说过于复杂，不可能独立完成，此时，大型药企就是那些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在研抗肿瘤药的“天然家园”。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药企与生物技术公司的结合都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就在1月初，艾伯维（AbbVie）宣布，由于决定放弃对Rova-T的开发，公司将承担大约40亿美元的减值损失。Rova-T是艾伯维在2016年通过收购Stemcentrx公司获得的一只实验性抗癌药物，这一收购行动是当时艾伯维在抗肿瘤领域深化投资策略的实践。

不过，尽管发生这样的“插曲”，2019年应该还会看到大药企继续追逐生物技术公司。1月初，GSK首席执行官艾玛·沃姆斯利（Emma Walmsley）在摩根大通医疗保健年度会议上表示，在并购交易行动上，她还远远没有到停下脚步的时候，希望收购那些早期资产，并与生物技术公司广泛开展合作。

英国生物行业协会负责人史蒂夫·贝茨（Steve Bates）认为，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交易行动。原因在于，大药企在战略决策上认为，其不会从内部的研发中获得下一代产品。“如果研发产品大部分来自于外部，那么药物发明和开发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生物技术生态系统，大药企不得不为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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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 频繁上演

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交易并不是传统大型药企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的唯一迹象。如今，大药企的一些高管频繁跳槽到生物技术行业，生物技术公司证明了它们存在吸引重量级人才的影响力。

罗氏药品部门的负责人丹尼尔·奥戴（Daniel O'Day）是业内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去年12月，他宣布将离开罗氏去执掌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而过去24年来在阿斯利康担任过多个高管职位的马克·马龙（Mark Mallon）将成为Ironwood Pharmaceutical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从事对胃肠疾病的研究。

与此同时，在担任阿斯利康子公司MedImmune总裁长达6年时间之后，江柏怡（Bahija Jallal）于今年1月份受聘为Immunocore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开发针对癌症、传染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生物药。日前，生物技术行业最新的一项签约行动宣布：罗氏高管Pearl Huang跳槽到Cygnal Therapeutics 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英国生物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贝茨（Steve Bates）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角色转换有成有败。有时候，因为两类企业之间文化存在的明显差异，跳槽的高管会“水土不服”。

但他补充说，现在所看到的是，制药行业一些研发工作者看到了创立一家可能被收购的企业的机会，且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个人的回报上得到更大的机会，他们已经准备好承担这种风险。

编译/王迪  来源/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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