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巨头不再是新药“大户”

从数据分析看获批新药特点与趋势

1996年，FDA批准50个新药（不包括诊断和显像剂）上市，创下记录。2018年，获批新药数量比1996年多出20%，FDA总共批准了61个新药——包括59个由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批准的新分子实体，以及2个由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BER）批准的生物制品（Andexxa与Jivi）。

2018年不仅在新药批准的数量上独树一帜，在质量上也是如此。而且几个重要趋势使201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同时发出了另外一个信号：制药行业在2000-2010年遭遇的创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已经消失。

大药企新药贡献仅26%

在2018年收获新药的制药企业中，只有6家有多个药物获批，其中辉瑞（Pfizer）豪揽4个，Array、阿斯利康（AstraZeneca）、礼来（Eli Lilly）、盐野义（Shionogi）和夏尔（Shire）各有2个新药进账。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药企获批的新分子实体（NME）药物总计为16只，比例下降至26%。而过去10年来，大型药企获批新药的占比通常介于35%~40%之间。这种情况让人意外，因为过去5年来，制药领域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创下了强劲记录。

如果说这些交易行动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可能就是那些规模较小的药企有所获益。去年，这些公司有47个新药获得批准，其中有28个（占比60%）新药属于公司的首个上市产品。与10年前相比，2006年1月27日-2008年12月，FDA在近3年的时间里才批准了61只新药，而大型药企的获批新药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6%。

药企竞争优势转移

如果列出过去10年来至少有3个新药获批的药企榜单，不出所料，前7名均被那些大药企包揽。不过，在这份榜单的下半部分就会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药企正在挤占曾经属于大药企俱乐部的位置，其中许多公司在20年前几乎还没有商业活动，如吉利德（Gilead）、百健（Biogen）、夏尔（Shire）和福泰制药（Vertex）等。

这是否预示着药企的竞争优势正在发生转换？目前下定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但确实可以看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方面，规模优势可能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而且在未来可能更加弱化。

长期以来，专有数据和昂贵的基础设施一直是制药行业的标志，也是药企取得长期成功的要求。但是，随着数据成为一种商品，竞争的基础正在被重新定义，而这要得益于“真实世界数据”和大型科学计划，比如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规模庞大的患者群体。成功越来越取决于科学家从共享数据中吸取更好知识的能力，这种技能无需太大的规模。同样重要的是，随着科学扩张到新的领域，比如CAR-T、CRISPR、RNA治疗、基因治疗等，药物开发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其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需要一种独创性以及创新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无关企业规模。

罕见病新药占比51%

制药领域的分化在2018年出现了加速的趋势。在获批新药中，大多数被用来治疗罕见疾病，其中包括13种癌症、5种代谢疾病、3种血液疾病、3种神经系统疾病、3种传染病，以及呼吸道、肌肉骨骼、心血管、眼部疾病各1种。

由于罕见病治疗领域总是存在着很高的尚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这些治疗药物获得的FDA各种资格认定的数量创下了记录，尤其是孤儿药认定达到31个，优先审评达到26个，快速通道为16个，突破性疗法有12个。

对2018年获批药物类别与前两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生物药所占的比例连续第二年下降，只有36%（去年与前年分别为45%和55%），而first-in-class药物所占的比例则保持平稳，在41%上下。

从审评路径来看，快速通道和加速审评的药物维持了近年的水平，但是，突破性药物所占的比例只有23%，与2017年的41%相比下降了近一半。与此同时，孤儿药和优先审评的新药比例在上升，占比分别达到56%和70%。

突破性研究大丰收

过去几年，一些令人惊叹的药物相继得到了批准。现在市场上的药物可以治愈丙肝和白血病，恢复先天性失明导致的视力丧失，可以让囊性纤维化患者参加马拉松比赛，并预防埃博拉病毒。而在不久前，这些还只存在于想象中。

现在，许多制药企业的研发线更加充满前景。研发产品的突破速度正在加快，范围也在扩大。最近几个月里，制药公司各种基因疗法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些药物被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疾病。

不久以前，癌症治疗的响应性还在用数周或数月（PFS）来进行衡量，但是现在，一些实验性药物让先前的癌症治疗黯然失色，它们的总体反应率（CRs）达到了55%、74%和80%。鉴于公共知识的共享速度在快速增长，并且为许多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预测，医药领域的开创性发明将会持续出现。

企业规模重要性降低

过去，药物发现一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以便对一个又一个假设进行测试，并将数以千计的化合物投向人类了解甚少的疾病上。但是现在，药物发现越来越多地由科研人员经由电脑模拟实施，通过剖析大量的公共数据库来解开疾病的病因。

虽然大药企往往会关注一些常见疾病，但不断涌现的初创公司正在研究那些大多数人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疾病。一方面，它们受到了科学好奇心的驱动，另一方面，它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共享数据和专业知识的推动。

几十年前，要对突破性成果进行转化，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规模。1978年，基因泰克（Genentech）对胰岛素基因进行克隆，并在大肠杆菌中进行表达，由此开创了生物技术时代。但是，真正将这一成果转化成为商业性产品的却是礼来。

如今，许多前景看好的新技术是由初创公司率先开发，它们的研发预算往往只有数百万美元（而非数十亿美元）。

用CRISPR技术对基因进行编辑被认为是快速而廉价的。据报道，目前有60种基因治疗药物正在开发中，覆盖的疾病包括血友病、杜氏肌营养不良（DMD）和巴顿-特纳肌营养不良综合征等。这些药物几乎全部都是由规模较小的公司开发的。

如果一家初创公司需要获得的帮助超出了其核心能力，它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众包平台，以便在不增加基础设施或人员的情况下获得所有需要的东西。虚拟公司已经不再罕见，这些公司由少数几位高级管理人员负责运营，他们通过建立合作者网络来执行计划。事实上，可以不夸张地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大量的药物发现将通过众包完成。与许多大公司的僵化计划相比，这才是研究疾病和发现机会的一种更加有效的模式。相反，对大公司来说，其往往会被营销产品的需求所驱动，而很少考虑科学研究到底能够带来什么。

编译/王迪 来源/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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