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已有些年头，最早见诸于国务院文件的，是2011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其后不断颁布新文件针对公立医院改革，包括编制改革做进一步强调或细化。

去年12月初，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的通知》，明确了将在148家医院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其中第八项试点工作内容中，提到“依法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合同管理，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内容，这意味着全国性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向去编制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公立医院进行编制改革去编制化，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最终目的是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公益性医改。

有益于合理调动人力资源

起始于2009年的公益性医改，是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核心医疗机构医疗资源过于集中，而基层医疗机构资源贫乏，能力不足。这其中，最关键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因为在人力资源、设备器械、医疗用房等各类医疗资源中，只有人力资源不具备规模效应，或者说只具备有限的规模效应。因此，不能像其他资源那样依据集聚效应产生规模效应创造价值。相反，过度集聚不仅不会产生价值，还会因人力的过度服务造成效率下降、心理不适，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增多、医患纠纷增加等多种问题。因此，降低资源集聚，尤其是医疗人力资源，即分流或让医务人员合理流动，特别是向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为了合理调动医疗人力资源，国家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出台了多点执业等措施，但多年施行下来，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掣肘最大的就是人员编制。因为编制才有公立医院的人事管理，才有职称评定与晋级，才有个人的技术地位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经济地位。受此牵绊，个人想法必然服从于医院的统筹考虑，人才流动自然受制多多。

同时，由于目前所施行的分级医疗，并未明确设立基层医疗机构与核心或综合医疗机构之间的区隔，两者的实质区别就是服务能力，于此，在人命关天的理念下，仅仅只是报销比例这样的细微差异，是无法将病人引流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没有患者，就意味着没有技术实践机会，没有个人的技术成长，自然也就没有物质回报的提高。要改变这些，仅靠分级医疗、靠远程医疗、靠名医坐诊带教等，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患者总往大医院、核心医院跑，其实质就是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不够，也就意味着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够。

要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人力资源最为关键。公立医院进行编制改革，就是消除妨碍医务人员合理流动的束缚，辅之以其他举措，将人力资源导向基层，导向真正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线。例如，公立医院编制改革，除了有公益二类的去编制化外，还有公益一类的医疗机构，即承担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继续保留编制管理的举措。这无疑是引导人力资源向基层流动的重要举措。而且与多点执业挂钩，并不妨碍这些医务人员与核心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合作甚至聘用。

再者，基于编制的人事管理，无法对人力资源施加有效的激励，只能奖不能罚，只上不下，只进不出，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受损，“劣币压良币”以至“驱良币”并非幻象，这些都已成编制管理的积患沉疴，必须加以改变。

有益于社会资本参与

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或者非公益性的其他医疗服务，都需要社会资本参与。但正如前述，对医疗机构最为重要的核心资源——医务人员，因编制及与编制捆绑的职称评定、技术发展空间和物质收入等，束缚了医务人员流动的手脚，加大了社会资本办医的成本，扭曲了医疗服务的使命与宗旨，催生了民营医院“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甚至“强迫医疗”等服务，这些不仅无益于基本医疗服务公益性的达成，甚至恶化了医患关系，是医患之间不信任的主要推动因素。

民营医疗或社会办医，必须与公立医院处在平等地位。只有这样，社会资本逐利过程中的丑陋的一面才会有被主动消除的可能。也只有“公”“民”平等，才有社会资本的良性参与。而“公”“民”之间平等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生存成长环境的平等，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编制。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即去编制化，是“公”“民”平等的关键一步，是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有利举措。

有益于合理建构服务成本

中国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中，基础性薄弱环节就是缺乏医疗服务的成本数据。从过往的统计数据来看，人力资源成本实际占总成本的30%左右，若考虑到当前对医疗服务成本构成的政策性调整，一些隐形人力资源成本会阳光化，人力资源成本占比会更高。因此，明晰人力资源成本，尤其是有效的人力资源成本，是合理建构医疗服务成本从而合理定价医疗服务的关键。

所谓有效的人力资源成本，一是医务人员与非医务人员的合理构成，二是医务人员的“同工同酬”。公立医院编制改革，理想的人力资源结构，是提高医务人员占比，降低非医务人员占比，这在编制管理时代是困难的。而非医务人员占比高，且其工资水准按编制级别分配，就意味着其中存在无效的工资支出。而因编制导致的“同工不同酬”，就意味着编制的存在反而成了反向激励负向激励，从价值工程来说则是无价值的举措，是无效成本支出，应该被取消。

医疗成本的补偿项，即实际医疗服务中非常关键的收入项，对财政补助来说，由编制导向变革为服务绩效导向，显然更为有效也更为公平公正，对患者来言，也更为有益。对社会资本办医而言，也有了公平合理参与的可能。

总之，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对构建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对患者、医务人员、社会资本，都是有益的，是公益性医改与分级医疗相辅相成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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