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医生职称评定可以弥合医患信息不对称，还可以激励医生积极进取，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然而，受制于医生本身的效率边界以及医生群体培养不易，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竞争，可能助推服务价格上涨。

“鲍莫尔成本病”假说

作为服务业，医疗行业必然遵循服务业的经济属性。在服务业效率问题上，有个著名的假说，即鲍莫尔成本病。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经济活动的技术结构是决定生产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为此他构建了两个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模型假设制造业中，劳动是中间产品，劳动起到初级作用，技术创新使得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且能提升该部门产品的质量；而服务业中，劳动是最终产品，劳动力投入的多少决定了该部门产品质量的好坏。因此，将制造业部门称为“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以恒定的速度增长，而服务业部门称为“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变，就意味着其不具备规模效应，不支持集聚效应。

这一点从各类服务业的运营态势上均可以看出。比如，某一个时间段内餐厅只能接待这么些人，就餐的人多了，只能在门外排队等候。即便物质条件、硬件可以增加，比如增加餐台、餐具等，因为厨师人数已经无法改变，要保证品质，只能增加顾客的等待时间，或者是全体顾客平均等待时间加长，又或者提高就餐价格，减少顾客数量。显然，服务行业集聚效应的出现，带来的是全体福利的降低。

那么，如果加入职称呢？比如米其林星厨，职称代入的结果就是形成品牌效应，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必然会带来集聚，就像如今的大医院一样。更优的选择是提高价格，但这是非公益性服务业的运营逻辑或商业模式。在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上，显然存在逻辑悖论——集聚效应的后果是推升了价格，价格的提高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全覆盖，不利于公益性本质的体现。

职称评定

或与公益性本质冲突

所谓公益性医疗服务，其特点就是可及性或者全覆盖，每一位顾客或患者，接受公益性医疗服务的机会是公平、均等的。至于是否接受，则在于顾客或患者的选择。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意味着其服务供给是扁平的、标准的、去差异化的，否则便会伤及顾客或患者获取医疗服务的公平和均等。

而医生的职称评定，显然将医疗服务供给人进行了差异化区隔，将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了排序，服务本身也就异质化了，这样就可能催生医疗服务里的集聚效应。对于医疗服务，患者只对“有资历的医生”敏感，对价格不敏感，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职称评定，就可能约束了患者的选择权，使其看似主动实则被动地聚集到了“有资历的医生”的周围。而这种集聚，在医生本身的服务效率无法提高的基础上，只能造成价格的迅速提升，通过价格的提升来筛选顾客，其后果是最大化满足了私益，而让公益受到了损害。若再加上职称评定上各种条款与医疗临床服务本身极弱的关联性，就使得这样的职称评定的本质偏向于区隔，而不是指向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不会增加医疗服务的价值。再者，为了获取更高的职称，医生们还要花不少精力去撰写论文，一方面难以保证论文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服务患者的时间。在医生培养周期本就漫长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系统的整体效率势必降低，顾客或患者的利益也将受损。

市场竞争助推医疗服务价格上涨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后果是供给的集中，借助学习效应和技术进步，则可能出现价格降低和产品覆盖面扩大。这一逻辑，正如鲍莫尔所言，在服务业里并不适用。其结果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服务业里，竞争越激烈，其可能的后果是价格上升得越厉害。尤其是医疗服务业，受制于医生本身的效率边界，以及医生群体培养的不容易，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竞争，其后果就是服务价格的上涨。例如，美国这个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化最彻底、竞争最激烈的国度，其人均医疗服务费用世界第一。

虽然我国医疗行业没有市场化，行政管制十分严格，但由于行政管制而出现的职称评定及医院评级，也带来了市场竞争，加剧了顾客或患者的集聚效应，提高了所谓优秀者的服务价格。这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以降低服务质量来完成更多的服务，这不仅会降低顾客或患者的满意度，更主要的是浪费了医生应该在这些医疗实践中吸取的医学养分，丢失了提升自身医疗水平的机会。二是提升了整个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医疗服务领域价格是刚性的，优秀者的价格提升，并不会带来非优秀者价格的降低。如此往复循环，医疗服务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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