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可行性问题之后

中国VS欧美抗癌新药的新距离

相比于对新药的迫切，国内患者在癌症治疗过程中更需要精准的诊断和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则是66%。而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新药研发和上市速度、可及可支付外，还有来自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差距。”有医疗从业人士向记者指出。

出国看病服务机构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强也向记者透露：“据2016年圣诺一家服务海外医疗相关数据，患者去美国就诊改变诊断或者治疗方案的比重为70%，而使用新药的比重仅为17%。”

在近日举行的中英肿瘤大会上，记者采访数位专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差距1： 精准诊疗方案的距离

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中国整体癌症5年生存率为30.9%，而英国达到54%。

在英国可以获得更多新疗法，包括药品、诊断技术、医疗设备等，更重要的是其精准诊疗的理念。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肿瘤遗传学主任医师、基因组学临床主任安杰拉·乔治以肺癌的诊疗为例介绍，在英国，各级医院都会开展基因组检测来指导治疗选择，要测试所有肺癌患者的EGFR、ALK、PD-L1和ROS突变。EGFR突变者给予厄洛替尼或吉非替尼；ALK或ROS突变者接受克唑替尼治疗；PD-L1突变者接受免疫治疗如pembrolizomab；没有任何突变者接受化疗。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肺癌基因检测在一二线城市核心医院已经开展得比较成熟，但在三四线城市，规范、精准诊疗情况还有待深入。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王洁表示：“对肺癌患者来说，就近接受精准治疗，可减少往返于‘大医院’的奔波，降低治疗负担。”

此外，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的手段还包括肿瘤多学科诊疗（MDT）模式的开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樊征夫介绍，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癌症中心（MDACC）在骨肿瘤科MDT模式为例介绍，一般会有骨科医师、助理医师、专科培训医师、住院医师及访问医生，以及病理、影像、放疗、化疗(肿瘤内科)、小儿肿瘤及康复科医师等多位医生一起讨论病情，就患者的具体情况决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一切都是为了病人的最佳获益，在比较权衡中优选最合理方案。”

相比之下，中国肿瘤患者治疗以科室为核心，还不能完全围绕患者开展。而MDT作为一种相对稚嫩的模式，国内应用还仅限于结直肠癌等少数领域。

差距2： 新药上市到临床常用的距离

实际上，就肿瘤新药可及性而言，国内大环境是值得期许的。

针对海外与中国的“时差”问题，我国政府在制度上加快了境外新药的上市，2017年成为跨国药企新药上市的高峰年，创新药以多年未见的速度进入中国。

2018年将是国产创新肿瘤药物的上市大年。前沿生物、恒瑞医药、正大天晴、和黄医药等都有新药将要获批上市。

从新药申报情况看，国内创新药正处于发展初期，获批品种相对较少，但申报品种数量在逐步增加。目前年新申报国产新药IND数量已超过300个，这些申报的品种预计将于3～5年后逐步获批上市。

此外，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5年来，9家定位高端的国际医院在先行区建成，主打养老、干细胞和肿瘤免疫治疗，尤其锁定肿瘤重症患者。

目前，在海南的超级医院里，一款患者亟需的新药，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批准，到药品流通入关，再到医院取药使用，这个过程仅需两周时间。在博鳌乐城区还建立了保税药仓，一旦申请主体（经评估认可的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复，几分钟就能从保税药仓取药。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即使解决了新药的可获得性，但在新药临床使用经验上，国内与国际尚有一定的差距。

一种抗癌新药上市，还需要积累大量的真实世界数据。另外，某些抗癌新药，由于欧美上市时间较长，其在临床使用的细节上更有经验。安杰拉·乔治表示，在英国，为患者制定药物治疗方案时，特别是开始新药使用的时候，会考虑许多不同层面的情况。“包括生物标记物或基因组测试、患者是否因为服用特定药物，或者有其他健康问题会因为治疗而恶化、药物的可用性、使用它的证据强度、患者选择和后勤原因（如每周必须在医院注射的药物不适合不能定期旅行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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