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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鲜明的新研发掌门能给GSK带来什么?

发布时间:2018-11-21 15:00:56作者:Matthew Herper来源:医药经济报

“召开这次会议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甚至有点唐突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它是由一位新入职的员工向一家大型制药企业CEO发出的询问。不过,这就是葛兰素史克(GSK)新上任的首席科学官哈尔·巴伦(Hal Barron)的风格,他喜欢对会议的目的追根问底,即使是与老板——GSK首席执行官艾玛·沃尔姆斯利(Emma Walmsley)会面时。

而沃尔姆斯利选择现年55岁的巴伦负责GSK这家年销售额高达390亿美元的制药巨头的研发业务时,恰恰就是希望巴伦能够提出这些刺耳的问题。

在制药公司,研发主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名雇员。当一只新药成为畅销产品时,它的销售额就意味着公司的利润。但是,当药物失去专利保护,并且廉价仿制药大量涌入市场时,这些销售额会立马消失。如果制药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没有开发出新的药物,或者无法慧眼识珠从外部收购新药,意味着其销售额将缩减,而这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裁员行动,甚至公司被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收购。

履历光鲜:成功推动十只新药上市

GSK新蓝图——通过免疫系统寻找靶标

聘请合适的研发主管极其重要,沃尔姆斯利完全清楚这一点。她知道,凭自己的职业经历,对公司的研发部门无法有大作为。沃尔姆斯利在负责管理GSK的消费者产品业务之前,她在欧莱雅担任高管长达17年的时间。而巴伦是生物技术行业先驱基因泰克(后来在罗氏,罗氏于2009年收购了基因泰克)的一名传奇老兵。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巴伦负责推进了10只上市新药的开发工作。相比之下,过去10年来,GSK的11000名研发人员开发的新药为16只。

在巴伦看来,询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今年1月1日开始在GSK工作以来,巴伦的问题就在细小的环节接二连三地抛出。前不久,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科利奇维尔与研发团队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原本集中在GSK针对一种特定疾病所展开的研究工作上。巴伦发问道:“我们为什么只是对这种适应症开展研究?”最后会议做出决定,继续推进对原始疾病的研究,但同时也要探索第二个、可能规模更大的治疗市场。

近日,在GSK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巴伦开始为公司的实验室描绘了更大的发展蓝图。他的一个最大设想是:充分利用免疫系统来抵抗多种疾病。在制药行业,许多畅销药物通过抑制免疫系统发挥治疗作用,如艾伯维(AbbVie)的修美乐(Humira),这只全球“药王”的年销售额高达180亿美元。近年来,一些前景看好的抗癌药物则是通过引导免疫系统摧毁肿瘤来发挥治疗作用,如默沙东(Merck)的Keytruda(年销售额达到38亿美元),以及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的Opdivo(年销售额达到56亿美元)。

巴伦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认为,这是了解免疫系统功能是如何失调、以及疾病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并不仅仅着眼于癌症或类风湿性关节炎,而是所有的疾病,“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和衰老可能都有免疫成分包含其中。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关注到这一点,我认为可以找到许多可能对患者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靶标。”

当前,GSK已经错过了免疫治疗的黄金时期——其尝试开发的一只肿瘤免疫药物在2014年遭遇了失败。但巴伦认为,公司拥有的优良传统使其有能力追赶领先者的脚步。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GSK开发了抗艾滋病病毒(HIV)的首批药物。其最近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一只HIV新药Tivicay,预计该药今年的销售额将达到50亿美元。此外,GSK长期致力于开发针对脑膜炎、宫颈癌和百日咳的疫苗。每天,GSK有200万剂疫苗注射进患者体内。其最新开发的一只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则是又一大胜利,该药得到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推荐(该中心没有推荐默沙东开发的一只竞争性疫苗)。预计Shingrix明年的销售额将达到10亿美元。巴伦认为,GSK这种免疫学专业的雄厚基础有望在未来10年发挥巨大的作用。

工作风格:推“个人负责制”

GSK畅销新药较少问题待解

而巴伦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确保GSK有效地使用60亿美元的研发预算。药物开发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往往伴随着浪费与风险。从概率上看,每20只进入临床试验的在研药物中,最终有19只无法成功上市。通常情况下,制药公司在每只获批药物上的投入高达数十亿美元。

不过,让新药获批还不是GSK的问题所在,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新药并没有创造足够大的销售额。制药研究咨询机构Innothink公司指出,过去10年来,GSK上市的新药数量在业界排名第三,仅次于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诺华(Novartis),但其只有少数几只新药成为畅销产品。在药物开发最热门的抗癌领域,GSK有4只抗癌药由于被视为非核心资产,被出售给了诺华。在Innothink负责人伯纳德·穆诺斯(Bernard Munos)看来,巴伦就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合适人选。

针对这种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将是技术性的。在利用基因数据来选择新药方面,巴伦可谓是一名忠实的信徒。药物通过改变人体内的蛋白质水平来发挥作用,巴伦表示,对于许多这样的变化,随机发生的基因突变仿效了药物所产生的作用。创建巨大的基因数据库、并让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让研发人员更好地了解实验性药物是否有效。巴伦指出,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药物发现中的大数据,但直到近年来这些数据集才变得足够大,进而发挥作用。但在巴伦看来,需要做的很多事情是管理,而不是科学。对于提升研发效率,GSK以往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独立的“药物发现执行小组”(Discovery Performance Units)上,使其像生物技术企业那样通过内部竞争得到研发资金,结果由委员会来判定。

这种基本结构可能不会改变,沃尔姆斯利表示:“我们并不需要再次实施大规模的重组行动。”不过,巴伦并不喜欢由委员会来做决定,他信赖的决策方式是自己在基因泰克和罗氏长达17年的时间里所推崇的那种做法。他认为,一个人就应该对每一个决定负全部责任。他相信,这种做法既更加快速,也更加有效。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做法形成了巴伦与其他人互动的方式。他在开始召开会议之前,总要明确谁将做出最终的决定。随后,他会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并期待其他人挑战他的假设),或者扮演挑战者的角色,向做出最终决定的那个人发起挑战。即使他在沃尔姆斯利举行的会议上也会这么做,要么是他挑战她,要么是期待着他受到挑战。

这种管理风格使得巴伦成为一种被称为“预先检验”的手法的拥护者。在这种工作风格下,他会预先让下属假设研发项目遭遇失败,并问其失败的原因。根据得到的答案,他可能决定扩大研究规模避免错失统计意义,或者直接预先停掉一个项目。

工作方式:远程指挥,追踪前沿研究

大型制药公司研发工作充满挑战

大型药企往往行动的步伐比较缓慢。对于巴伦而言,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识别出GSK可以加快开发的药物。在该公司一些处于早期阶段的候选药物中,有一只药物针对的是蛋白质BCMA(在多发性骨髓瘤的细胞中有表达),巴伦对该药十分看好。而投资者担心,针对BCMA的基因工程T细胞疗法(目前由BlueBird Bio公司开发)将胜过GSK的这只药物。这两种治疗方法都可以让一些患者的肿瘤大大缩小。巴伦第二个看好的是一种名为NY-ESO的疗法,该疗法能选出患者自主攻击癌症的细胞,并且可以生成更多这样的细胞。NY-ESO是从英国生物技术企业Adaptimmune公司授权获得的。

巴伦能否逆转GSK新药的局面?对他来说,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空间距离:通常情况下,一家制药公司的高层研发主管都是每天在实验室里与科研人员朝夕相处、并肩工作。但是,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居民,巴伦不会搬到GSK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地区或者英国斯蒂夫尼奇的研发中心附近。按照计划,他将继续在旧金山谷歌生命科学部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工作。他能够通过遥控指挥取得成功吗?巴伦表示,他将在出差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他与沃尔姆斯利都认为,他在旧金山的工作点将有助于保持GSK与尖端研究的联系。

在看好巴伦的那些人中,有他在基因泰克的前同事。巴伦从1996年开始在基因泰克工作,该公司被认为是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历史充满传奇,其推出了赫赛汀(Herceptin)和阿瓦斯汀(Avastin)等众多药物,这两只畅销抗癌药去年实现了70亿美元的销售额。当罗氏收购基因泰克时,后者的市值达到1060亿美元,是十年前的3倍多。

当然,巴伦在GSK的工作与他在基因泰克将大不相同。基因泰克是一家典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一个小型组织机构将一些伟大的发明转变成为狂飙的股票价格,而GSK更类似于巴伦此后供职的罗氏。

相较于生物技术公司,大型药企为巴伦提供了其迫切想要的东西——规模。“我一直很喜欢大型制药公司。其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是巨大的,因为你拥有更多的人手,而且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但是,当你做到了这一点时,所带来的影响会是非常巨大的。”

编译/王迪 来源/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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