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药企放弃纳斯达克组团赴港IPO

中国新药研发信心 来自临床

中美贸易战持续，但受影响较大的不是外贸，而是资本市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股价疲软已成近期常态，而对于此时要上市的药企来说，几乎是“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尤其是PD-1药物扎堆引发的焦虑使得很多创新型药企担忧自己的前景。

对此，在近日举行的“2018：资本市场新形势下的新药研发”会上，亚盛医药董事长杨大俊表示：“我们在2009年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很少有人了解投资生物制药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天使投资人——三生制药投资投了我们300万美元，这在当时真的是雪中送炭。但是今天来看，三生的300万美元投资也是回报最高的。所以有时候做投资要敢投，正因为投资生物制药有风险，所以才会有更高的回报。”

香港IPO成为选择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批医药创新实力派企业。这些企业都和百济神州有着相似的情况：大额进行研发投入，企业却不赚钱。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神州能够走到今天，关键在于成功地利用了资本市场。通过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百济神州不但用未上市的PD-1融来了不少资金，还为研发管线补充了足够的弹药，尽管大家都不看好国产PD-1的前景，但后续其他产品早就避开了现在研发扎堆的雷区。

现在，一道选择题已摆在大家面前：一家还未盈利的生物技术公司，凭借已经进入临床Ⅱ期的创新药物，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完成融资，选择美国纳斯达克，还是香港交易所？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允许这类企业来香港上市，允许他们来香港募集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对于国家的新药研发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对港股生态的变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之前几家在港IPO的企业出现了“破发”，但对未能盈利的创新型药企，香港似乎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今年以来，生物医药公司赴港上市如潮涌。5月，专注研发脂肪肝疾病等领域新药的歌礼生物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6月，致力开发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创新药的华领医药，专注于开发及商业化多重耐药“超级细菌”感染的抗菌药疗法的盟科医药等生物科技企业相继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7月，疫苗企业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主要开发及商业化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百济神州申请在港交所上市。

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如百济神州这样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型制药企业，但纳斯达克可能不适合国内多数企业，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美国生物医药投资是一个机构型市场，同时是一个圈子市场，也是一个绅士俱乐部，已经成为投行、分析师、资本为主的圈子，他们的圈子有他们的规则，你的公司必须符合他们要求的条件，不然即使你冲进去了，可能也无法融入，不是我们不够优秀，是他们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

背后是投资者的冷静

很多企业担心的是，香港没有像美国纳斯达克一样成熟的生态系统，即一套适合生物技术公司的体系。比如信息披露也是与会企业关注的话题，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进指出：“现在已经在港上市的公司，都要按季度进行信息披露，但对于创新型药企来说，在产品未上市之前，长期处于研发阶段，实际上没有多少需要披露的信息，按照现在的规则进行，可能会给企业增加额外的压力。”

有企业担忧，也有企业乐观，北海康成创建人薛群指出：“其实，美国投行非常关注香港交易所的情况，尤其是最早上市的几家创新型药企，从上市之后的表现看，他们第一个反馈是，上市后的公司没有太火爆，但不火爆是好事，如果第一批公司很火爆，那未来一定会发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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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坦言：“大家关心的投行收费高问题，现在美国多家专业投资生物技术的投行已经到香港，希望与香港的券商合作，这也说明，其实投行的问题正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得到解决。分析师的问题也一样，现在我们需要招聘很多人才，这一生态系统也需要更多人才。但建立好这一系统，需要一些时间才行。”

亚盛医药董事长杨大俊相对乐观：“我认为，由于前几家公司股价表现不好，大家对香港的信心指数降低。我们也对比过美国和香港，其实，在美国，创新型药企大部分上市之后，在产品还没成功上市之前，也就是2亿~3亿美元的估值，超过5亿元的不多，融资额也就是3000万~5000万元。从正面来讲，我们这些企业能估值十几亿美元，在美国也是很少的。”

摩根大通中国投行部副主席朴学谦建议：“在香港上市，我们很多科学家都变成了企业家，如果缺乏对香港市场以及规则的了解，往往会带来不利影响。”

李小加说：“香港的投资者虽然散户也很多，但多数是800万元港币的持仓大户，他们多数都是比较理性的投资者，投健康医药产业是智者的投资。因此，不会特别冲动追涨杀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遇“破发潮”，如备受关注的歌礼制药虽然经历了破发，但股价随后也实现了企稳回升。

早期投资退潮引担忧

今年以来，医药行业遭遇了一系列“灰犀牛”事件，股价大跌，IPO破发，这都严重影响了资本对于生物医药的预判，从2016年开始的资本寒冬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田源表示：“今年基金行业碰到很大的困难，不光我们这个行业，今年上半年整个基金的募资大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0%，大家开始感觉到募资开始有点困难。原因就是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对于全行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希望资本能够多支持生物制药，但同时也要冷静，他表示：“尽管有些突发的事件导致我们感到一丝凉意，但仍然要看到有更多的规律性、潮流性的发展在指引着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用一种信任、用一种信心，看中国的医药创新。我们希望更多的投资机构有能力组织起来，不断推进中国医药创新，这样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融资。”

资本日益冷静，也需要重新评估中国创新药的价值，最近引发关注的PD-1扎堆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国内药企对于跨国药企大幅降价的行为始料未及，原本多数药企只是想借价格优势抢占国内市场，而K药和O药的低价，使得大批创新药企业深感压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认为：“如果我们制药人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撑，完全撑不下去。如果没有投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张专利、一张纸。怎么把专利变成患者受益的产品，投资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要三者联动——研究机构、企业和资本市场，只有这三者联动才可能有中国生物医药的美好明天。”

从近期各路专家的表态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的不佳表现正在影响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新药研发势头。但总体来说，香港资本市场开发毕竟加快了资本变现的速度，几年之前，一些资本对于初始创新药企的态度是，看不懂，不投。现在，不管能否看得懂，如果不投就可能错过中国医药产业转型的重要机遇。

赵群强调：“中国药企、中国药物毕竟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研发还是消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作为投资人来说，资本寒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春天也是可以预期的，这是一个生态完善必经的过程。”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石远凯与蒋华良持有相同的看法：“做药物研发、临床都需要巨大投入，周期相对比较长，投资有风险。如果这个行业没有资本进来、没有人出钱，我们有再好的药也就是最后申请一个专利，发表一两篇文章。有了资本的支持，科学家们才有胆量、有底气不断往前推进他们的研究，一步一步向成功迈进。”

蒋华良对中国新药创新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临床，他认为：“中国患者多，人口多，这是巨大的优势，药物创新需要多联系临床，我有很多课题都是临床医生给我的启发，包括明年可能会公开的新靶点也是从临床医生那里得到的线索，临床对于制药人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中国新药创新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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