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定价“以患者为中心”

根据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中国已上市抗癌药品138种，其中进口66种，进口独家27种；2017年总费用约1300亿元人民币，近几年年均增速超过16%，明显高于全球7%的平均水平。

抗癌药品总体上价格贵，患者负担重。根据国家卫健委药政司提供的数据，据调查统计，2014年中国6种常见癌症（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胃癌、肝癌）例均诊疗费用近6万元，分别是当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倍和5.7倍。其中，药品费用占比45%~53%，例均约2.7万元。

原研药难定低价

最近，笔者在医药圈做了一个题为《如果你是格列卫的产品经理，你该如何定价？》的调研，在参与调研的近百位医药人士中，跨国药企人士占63%，国内创新药企和仿制药企人士各占7%。

对于原研药物定高价，多数人认为是难以避免的，高价是保护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条件，因为只有高利润才能保持研发的持续投入。

对于在中国把原研药定价调低，绝大多数医药人士认为不可能，或者没有办法说服总部做这件事。

对于假药（或者是印度版药物），70%的人认为要打击假药，也有28%的人任其发展。

同一时间，我们在医生群做了调研，内容是《如何看待印度版抗癌药的问题》，参与调研的人半数来自北上广和省会城市。

超过90%的医生在临床上碰到患者使用印度版抗癌药物的情况；70%的医生不认为印度版抗癌药物属于假药，也有25%的医生不鼓励使用印度版抗癌药物。

对于解决高价药问题，医生更期望：国家纳入医保（21%）、商业保险覆盖（17%），接下来是原研药物降价（14%）、国内创新药物替代（14%）、慈善组织赠药（14%）。

赠药项目非普惠

未来几年，将有超过20个创新抗肿瘤药物在中国上市，那么问题来了，创新的原研抗癌药如何在中国定价呢？

之前绝大多数抗肿瘤药物为进口原研药、没有竞争品种、针对严重肿瘤延长生存期，都采取高价策略，同时辅助慈善赠药。2011年《Nature  reviews》有专文对新兴市场的药物定价策略作了分析，大体按是否有强劲的国内竞品、是否影响疾病流程、疗程长短、文化影响进行考量，选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如图所示）。

原研药企多和有免税资质的几个慈善基金开展合作，为低中收入人群提供赠药。各个项目对低中收入人群的定义各不相同，基本上是低保收入者可以免费使用全部药物，中等收入人群可以在使用3~4个周期（总价约10万~20万元）后免费使用后续药物，被认定为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赠药政策。

同时，由于赠药的执行方多为基金会，之前没有专人执行类似项目，需要设置办公室、人员和规则等去执行项目，宣传力度、执行效率有待提高。这就导致部分中产人群（刚刚富起来的中产人群），不在赠药范围内，出现了“因病返贫”的情况。同时由于宣传和执行问题，并不是所有中低收入患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应政策。

让多数患者用得起

虽然基于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的高效的新药研发是解决抗癌药物高价格的关键因素，但周期非常长。现阶段，只有药企、政府、商业保险、慈善组织、创新公司（互助等）一起发力，才有可能解决高价抗肿瘤药问题。而这一切的核心是“以患者为中心”！

——药企定价应该让多数患者可以承受，而不仅仅集中在高端人群；通过创新的推广手段和渠道，降低营销费用。

——对大多数工薪阶层人群，商业保险介入，进一步降低患者支付的费用。

——对低收入人群，慈善机构介入，保证患者有机会使用药物。

——对于疗效确切的药物，国家介入谈判，降价并纳入医保。

之前，免疫疗法药物海外代购一年的治疗费用在50万~100万元，尽管中国每年治疗的肿瘤患者超过1000万，但能用得起的人数应该低于1%。如果免疫疗法药物进入中国，定价在年治疗费用20万元左右，有经济能力使用的患者数量比例可能低于10%。

考虑到免疫疗法的适用肿瘤人群非常广泛，潜在可以使用该药物的人群可能占肿瘤患者超过50%，远远超过目前靶向药物的适用人群。但是由于免疫药物的精准人群不够明确，真正能从治疗中有较高获益的人群比例为20%（综合不同瘤种的治疗效果而言）。

从“以患者为中心”的角度出发，这类药物的定价应该考虑联合商业保险（覆盖低保以上人群和有商业保险购买能力人群，或者单位可购买商业保险人群）和慈善组织（覆盖低保人群），尽可能多地覆盖人群，同时争取进入医保，扩大医保报销的瘤种范围。为治疗有效的患者长期用药提供保证。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应该由慈善组织赠药，保证他们生存的基本权利；对于工薪阶层人士，商业保险和医保应该保证其有药可用，不要因病致贫，一切以患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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