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无计可施的晚期癌症病人，现在许多癌症治疗中心都抛出这样的希望：对肿瘤基因组测序，然后医生会找出肿瘤的靶点并给予针对性治疗的药物。但有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承诺不现实。日前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度会议上，癌症治疗领域两位专家在精准肿瘤学问题上进行了观点碰撞。

【现状】

基因靶向抗肿瘤研究火热

争论的双方，一个是30多岁的肿瘤学家David Hyman，他来自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也是基因靶向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领头人。Hyman坦承，基因组学目前无法帮助大多数肿瘤患者，但也有许多人明显受益，“我认为这绝对不是炒作。”

与Hyman持反对意见的是波特兰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位年轻肿瘤科学家Vinay Prasad，他发表了很多颇有创意的文章和言辞锐利的评论。Prasad对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尖锐犀利的批评，从药物价格到利益冲突。在肿瘤精准治疗方面，他认为根本不像那些精准治疗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很少的病人会真正受益，“当你去看完整的数据后，就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肿瘤的靶向治疗药物可以追溯到1998年批准用于乳腺癌的赫赛汀（Herceptin），以及2001年批准的治疗白血病药物格列卫（Gleevec），这两种药物挽救了许多生命。截至目前，美国FDA已批准31种针对各种肿瘤的靶向治疗药，其中大多数是像格列卫一样通过阻断突变的肿瘤驱动蛋白来发挥作用的，也有利用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的药物。

Hyman强调，越来越多的患者适合接受靶向治疗。据其介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对2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基因检测，发现其中15％的病人适合用某一种已获FDA批准的靶向药物治疗，10％的病人可以适用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研究的药物， 另有10％~15％的病人的DNA变化和正在进行动物研究的潜在靶向药物相匹配。其他癌症治疗中心也报告了类似的匹配率。

抗癌药若能通过被称为“篮子”研究的试验证明其可以治疗携带相同关键DNA突变的多种肿瘤类型，则有望进一步扩大肿瘤适应症。今年2月，Hyman和共同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称，靶向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K）融合基因的药物适用于许多肿瘤类型。

FDA去年批准了第一个与组织类型无关的癌症治疗药物Keytruda，其获批用于带有微卫星不稳定性高或错配修复缺陷的实体瘤患者。预计很快会有更多这样的治疗药物出现。尽管TRK融合蛋白和DNA修复突变仅在一种特定癌症类型的一小部分患者中发生，但如果把所有肿瘤类型的这小部分病人找出来，这些药物可治疗的病人就不少了。Hyman表示，随着靶向治疗药物的数量越来越多，用全基因组分析来检测肿瘤就具有意义。“如果我们不对每个病人进行检测，那些适合应用已经获批的靶向治疗药物的患者就不能被发现并得到有效的治疗。”

【争议】

靶向治疗整体获益不高

但在Prasad看来，结合考虑这些患者对药物的应答情况，他并不乐观。与Hyman一样，Prasad也认为靶向治疗的潜在患者群正在增长，他在JAMA Oncology上发表的最新分析显示，2018年，61万美国患者中有15.4％ 转移性癌症患者可通过基因测序匹配上FDA批准的靶向药物。但他也发现仅6.6％的患者使用靶向药物后可能受益，即肿瘤明显缩小，而且许多患者在使用这些药物几年后又复发。

Prasad在一份未发表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即使是在“篮子”试验中进行研究的新药，整体应答率也只有22％，这个数据并没有比化疗好。而且他认为按目前FDA新药审批的稳定节奏，至少需要200多年所有患者才能都匹配上靶向治疗药物。

最近，美国决定将324个肿瘤相关基因的基因检测项目纳入医疗保险（Medicare）支付目录，Prasad担心这些检测结果可能会导致一些肿瘤医生为病人开具与其基因变异相匹配，但尚未验证可用于治疗该肿瘤的药物。他认为研究者应该首先进行临床试验，比较接受基因组检测指导药物治疗的患者和基于肿瘤常规病理分析治疗的患者的生存期差异。

不过，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主任José Baselga和Hyman并不赞同Prasad的看法，其认为“篮子”试验这些探索性研究并不是为了提供有关应答率的准确数据。Baselga认为，如果肿瘤科医生没为那些可以从靶向药物治疗获益的肺癌患者进行相关基因检测的话，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到起诉。Hyman则表示，认为肿瘤内科医生不懂运用肿瘤基因组学数据未免有点片面，但他也坦承，肿瘤靶向药物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编译/廖联明 来源/Science

此内容为《医药经济报》融媒体平台原创。未经《医药经济报》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 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获得授权请事前主动联系：020-37886610或020-37886753；yyjjb@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