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将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将再大幅提高，大病保险制度也基本建立。

笔者留意到，3月1日，北京市人社局公布了新版医保目录，包括通过国家谈判的药品在内，还有不少为跨国药企用于治疗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原研药。而今，跨国药企在华调整政策降价入医保的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但能否提升业绩还有待观察。

跨国药企调整策略由来已久。中国医药大环境变化对跨国药企在华经营带来新挑战，他们纷纷调整策略以面对医药新常态，使用的方法包括剥离非核心业务、降本增效促研发、终端下沉拓基层等（如图所示）。

环境变化

1．原研优势减小

有第三方数据显示，2012-2016年，全球有631个专利药到期，2017-2029年有97个专利药到期。失去专利保护后的外企原研药必将受到国产仿制药的一定冲击。伴随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推进，国产优质仿制药将更多实现进口替代。

2.持续降价

2015年，招标限价压力令众多跨国药企大幅降价或弃标；2016年，药价谈判结果公布，部分外企原研药降幅显著；2017年，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44%；2018年初，人社部发布按病种付费病种推荐目录，涉及130个病种，对高价原研药亦形成巨大压力。

3.政策因素

医药合规政策频频实施，医药代表备案制、“两票制”、反商业贿赂等，强监管环境持续发酵。当然，也有对外企有利的政策出台，根据相关政策，申请人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并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或在中国境内用同一生产线生产并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上市，且已通过其药品审批机构现场检查的药品注册申请可以优先审评。新药审批提速也为跨国药企带来新机会。

策略调整

1.剥离非核心业务

重重挑战之下，跨国药企更加专注优势产品和领域，剥离非核心业务，组织调整，裁减人员，控制成本。以2016年为例，诺华转让骨科品牌密盖息给泰凌医药；拜耳将“白加黑”等品牌药在中国市场的商业运作总包给上药控股；礼来将稳可信、希刻劳的销售权外包给亿腾医药，等等。

2.降本增效促研发

跨国药企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操作思路，关闭部分在华实验室，专注研发上游，外包部分研发环节；抢抓优先审评审批机遇，加速新药进入中国，创造新的市场增长点。比如2015年，AbbVie公司关闭肾病研发中心；2016年，诺华解散中国生物研发部门；2017年，礼来表示关闭位于上海的早期临床研究实验室，GSK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疾病研发中心，等等。

3.终端下沉拓基层

在分级诊疗等制度的引导下，基层市场成为新蓝海。跨国药企从占优势的第一终端逐步布局第二、第三终端。虽然“水土不服”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趋势不改，跨国药企的本土化战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我们看到，阿斯利康成立了县域医院团队，大力开拓商业渠道；阿斯利康先后与微医成立中国消化分级诊疗平台，与春雨医生共建一体化的慢病管理体系，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医生培训、患者教育、疾病管理项目等。

本土药企启示

对于跨国药企的在华策略调整，本土企业从中可以得到何种启示呢？在笔者看来，本土药企与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上既可合作又有竞争。

合作方面，可以承接外企的剥离业务。外企的非核心业务质量较好，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考虑取长补短或业务扩张。也可以合作研发、生产和销售，这与跨国药企的本土化发展战略一致。还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但这种合作方式中双方的利益可能难以调和，要慎重考虑。

竞争策略上，一是建议利用高水平仿制药对跨国药企的原研药进行进口替代。外企已经进行了医生和消费者教育，这是最好的选择。二是在基层市场展开终端拦截。外企在城市医院市场占有优势，但在二、三终端优势相对较小，本土药企可以利用“地利”优势进行终端拦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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