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或反对的意见，对于决策是帮助还是阻挠？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变法的决策。因为“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最后，由孝公一槌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且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那就能说明求神问卦的方法是正确的吗？人们往往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种变法陷入盲目赞扬，这是在当今决策中应该警惕的。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尤其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不同声音。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所以，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这样的决策，偶尔有成功者，如商鞅，但多数会失败。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在方法论上效仿。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不是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应该格外注意的。